《唐山大地震》引发热议
灾难叙事，究竟以何动人
●艺术家都是敏感的，他们知道今天的读者和观众在哪些心理方面特别软弱、特别容易被触动。比较好的一种情况是，艺术家直面国人的精神现实，强有力地呈现其生活和精神的焦点，以艺术的力量推动人们正视自我、展开对人生和社会问题的主动追问和深思。同时，鼓励更多的人积极地去改变现实，而不只是选择逃避。
●主持人：本报记者 柳森
●嘉 宾：顾晓鸣 (复旦大学教授、上海电影评论学会副会长)
王晓明 (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教授)
柳森：从冯小刚发表“不哭没有人性”的评语，到后来的涨价风波，早在上映之前，《唐山大地震》就已经占领了舆论制高点。影片正式上映后，观众大都首肯，“让观众哭，冯小刚成功了”，但也有人在走出影院后，还感觉心里少了些什么。
顾晓鸣：《唐山大地震》这个题材非常特殊。应该说，千百年来，人类遭遇过很多灾难。这里所说的“灾难”，不仅包括自然灾害，还包括直指人心的道德伦理灾难，超越人类力所能及范围的生理、心理困境。但真正临到我们头上、让在世者亲眼目睹的，更具其特殊意义。就好比亲眼目睹至亲的生命消逝在自己眼前，是真正意义上的心灵震撼。因此，对于大多数未曾亲历过唐山大地震的观众而言，影片对“震前”内容的叙说就非同小可了。剧中人对迫在眉睫的惨剧的无知觉，与观众对已知的、即将临头的灾难的焦灼，构成影片艺术叙事和细节设计的巨大张力。
所以，当文艺创作者触碰如此直涉人类伤痛的现实题材，恐怕不只是慎不慎重的问题了。他还必须在一定的高度上对人类生存遭际、社会处境和伦理困境进行开掘。这一点，不但能体现出文艺创作者是否对死难者、生还者、幸存者予以尊重和深刻理解，也成为鉴定艺术家究竟有无资格将这类人类特大事件作为作品标题的门槛。
柳森：在沟通历史和当下方面，冯小刚作了一些努力。无论是1976年的唐山街道、工厂家属区、宿舍楼，还是剧中父亲开的黄河牌大卡，姐姐手里的老虎头电风扇，路边卖冰棍老太太一身围裙和袖套，无一不逼真，似乎能一下子把人拉回那个动荡而又朴素的年代中去。而为了完成32年的叙事跨度，毛主席逝世、高考、下岗、南下经商、出国、买房等元素成为推动剧中主要人物命运的线索。
顾晓鸣：这就要看，这样的处理是否仅仅是一种时代背景的植入了。如果只是为了完成一个年代跨越感的塑造，或者停留在一些符号化的处理上，看起来似乎亲切，实际上却无特别的挖掘和再现，那就难免流于浅薄。对此，我们不妨问一问，常见于电视剧的煽情故事和活报剧式的情节串联，是否就足以使观者艺术地体悟到一种审美和心灵上的“地震”呢？
一次真正能够感动人的灾难叙事，必须洞悉和表达人类在日常生活中无法体验和想象的超凡情愫和潜质，在因难以言表的痛苦遭际而变得乖戾悖谬的事态中，裂变出一种圣洁晶亮的真善美。否则，你就没有必要选择这个题材。
柳森：在过往的世界影坛上，灾难题材并不鲜见。但真正做到内容大于形式的并不多见。这背后的难点，究竟在哪儿？
王晓明：难点不止一个，恐怕最难的是正视灾难的成因。具体到大规模地震这样的灾难，它们已经给全社会、特别是直接的受灾者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和惨痛的记忆，如果要在事后再去触动这种记忆，那应该有充分的理由。说这个题材观众会有兴趣，因此可以有大票房，这理由对于投资者当然是很充分了，但对于有起码的责任心的作家或电影人来说，就显然不够。
文艺类的灾难叙事的最重要的意义，可能就在于促进对历史真相的了解，引发公众在掌握事实的前提下展开深思。如何使后人在天灾再度来临时，能比前人少受伤害；如何通过对人类在重大灾难中的顽强奋斗的再现，激发人们认识自己，焕发力量……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不能回避的。
柳森：这次，我们也关注到一种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一段时间以来，人们都特别渴望能够唤起内心温暖与共鸣的片子，但当真的有一部片子打着“希望能打动全世界”的标签，以亲情和泪奔为卖点，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很多人反而犹疑了。这是一种怎样的复杂心情呢？
王晓明：这多少折射出当下国人的一种比较普遍的精神状况。三十多年来快速的经济发展与剧烈的社会变迁，大多数人，特别是年轻人，或多或少都会焦虑，觉得生活的压力很大。正是这种心态，使人一方面渴望正面的精神安慰，希望用一些乐观的、温馨的、积极向上的东西来支撑自己，另一方面又很脆弱，不愿意陷入悲苦的情绪，甚至有意回避人生严峻的一面。这其实也是一种本能的自我保护。
艺术家都是敏感的，他们知道今天的读者和观众在哪些心理方面特别软弱、特别容易被触动。这时，比较坏的情况是，一些创作者运用种种技巧，故意去刺激这些方面，好像是在投大众所好，其实却是利用人们内心的软弱，转移其焦虑的方向，粉饰人生，同时大赚其钱。而比较好的一种情况则是，艺术家直面国人的精神现实，强有力地呈现其生活和精神的焦点，以艺术的力量推动人们正视自我、展开对人生和社会问题的主动追问和深思。同时，鼓励更多的人积极地去改变现实，而不只是选择逃避。
柳森：或许也是意识到了要向大众求共鸣，《唐山大地震》在宣传策略上经历了一个微妙的变化：从一开始的自诩“催泪弹”，到后来转而强调这不仅是一部悲情片。
顾晓鸣：影视创作，究其本质是在影片和观众之间架桥。很显然，这次架桥，冯小刚打出了特效牌、IMAX牌、悲情牌、家庭牌，做了一系列积极的探索。对此，我一直深表敬佩。但他可能忽视了，正是对“催泪”的过分追求和炫耀，使其从《天下无贼》到《集结号》急剧地倒退下来。 “欲哭无泪”，是国人自古就有的一种切己的体验和审美意义上的心领神会。如果老是让剧中人哭泣哭喊，只能说明创作者手法短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