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全国政协副主席、上海大学校长钱伟长院士
本报记者 袁新文
记者的话“没有一个独立富强的国家，就没有个人的一切。”“我们培养的学生首先应该是一个全面的人，是一个爱国者。”这些，都是科学家、教育家钱伟长的名言。翻开他刚刚出版的《教育和教学问题的思考》一书，第一篇文章便是《物理教学与爱国主义教育的结合》。回首九十年人生之路，钱伟长院士慨叹：“爱国是我终生不渝的情怀。”
小时候，我喜欢读古典文学，岳飞、杨家将精忠报国的故事和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都曾激荡过我幼小的心灵，使我从小懂得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二三十年代，我在念书的时候，记得学校一到五月有许多国耻纪念日。这些特殊的日子刺痛了我的心，使我在国耻教育中长大成人。
考上清华大学是我人生的转折点。我至今清清楚楚地记得，1931年9月16日我跨进清华的校门。到校刚两天，就发生了“九一八”事变，一夜之间日本占领了我们的东北三省。这对我震动很大。我本来是立志学中文的，可是国家的危亡，民族的灾难，深深教育了我，我感到，要改变国家的落后面貌，不受别国的欺负，就必须有强大的科技，用科学来救国。于是，我毅然决定改学理科。当时我物理、化学的基础一团糟，物理系主任吴有训先生不同意。我执意要学，他只好让我试试，但有个条件，每门课都要过70分，不然，第二年就得转系。我拼了命努力，身上似乎有使不完的劲。这是因为精神的力量在支撑着我，爱国的信念在激励着我，使我最终实现了夙愿，走上了科学之路。
在清华读书时，许多老师对我影响很大。他们的学识和抱负，他们的爱国情怀，都令我钦佩和感动。我的老师赵忠尧教授，是中国原子能之父，王淦昌、钱三强等都是他的学生。抗战胜利后，他到美国进修，与别人凑钱，想法购买原子能仪器带回来，可是美国人不让他回来，百般阻挠。他曾绕道日本，被关押一年才回到祖国。只有这样的爱国老师才能培养出那么多优秀人才。
记得当年我出国留学的时候，好些同学立过誓言：一定要把国外最好的东西学到手，凡是我们每人出去所学的学科，回国后国家就再不用派人去学习了。当时我在国外的生活相当好，当过技术方面的“洋官”，每年十万美金，但我不稀罕。我想，我做出的火箭、导弹，为什么要给美国用，而不能为自己的国家所用呢？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决定回国。美国人不让我回来，我说，我是中国人，我得回去，你们给我的待遇再好，我也要离开这里。回国后，第一个月的工资只够买一个暖水瓶，但是我从来没有后悔过，从来没有对国家丧失过信心。
现在仍有不少年轻人想出国，我非常理解他们。我赞成留学，但我希望出国留学的青年，千万不能忘记自己的民族责任，要学成回国、励志报国。有一次去英国，我和一些留学生讲到这个问题，大家都感到内疚，我们都流下了眼泪，意识到自己的责任、一种不能推给别人的责任是多么重大！值得欣慰的是，我们的国家发展很快，变化很大，与积贫积弱的旧中国有着天壤之别。虽然还有许多地方不如人家，但我们有信心、有能力赶上去，超过他们。由此我也更加相信，这一代留学生，再也不会走我们过去走过的种种弯路了。
《光明日报》2001年11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