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房目标瞄准五亿元的《唐山大地震》，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灾难片，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出现？它是时代的产物，还是出于华谊兄弟公司对市场的判断？又或者纯粹是冯小刚个人的思考？昨天，羊城晚报记者独家采访了华谊兄弟电影总监制陈国富。这位被誉为“华谊电影操盘手”的台湾导演，监制过《可可西里》、《天下无贼》、《心中有鬼》、《集结号》等内地电影，这一次，陈国富也担任了《唐山大地震》的“剪刀手”，他详细地解答了外界对《唐山大地震》的种种质疑。
【关于剪片】
为了作品的完整，狠心是必须的
羊城晚报：您跟冯小刚有多次合作，这次在《唐山大地震》再次合作，主要如何分工？
陈国富：我们的合作一直都是比较松散的，不像《狄仁杰》或《风声》，我要盯着每一个环节。小刚和他的团队很有默契，经验也丰富，需要我参与的部分不多。他如果碰到问题，想要找一个人商量的时候，也许会跟我讨论一下。当然，我看完剧本、或看了他的素材也会提出看法。比如，我在乎电影的悬念感，会不断问一个问题———《唐山大地震》里，地震在电影一开始就发生了，我们也知道女儿实际没死，那么之后两个小时的过程中、在大团圆之前，观众期待什么？如果我是观众，是什么心理状态拉着我们往下看？虽然剧本原本写得很细腻，有意思的细节很多，但我还是会担心观众耐不住。在编剧和剪辑的过程中，我会不断拿这个问题来为难他，但我知道问题终究会解决，他有这个能力。
羊城晚报：冯小刚曾说，这片子很多地方他自己舍不得剪，都让您来代劳。您是本着一个怎样的原则去进行素材的取舍？
陈国富：一个导演经历了辛苦的拍摄，拍的时候每一个细节都要较劲，演员的所有付出都历历在目，到了要做些取舍的时候是很为难的。但为了作品的完整，为了对得起观众，狠心是必须的。总不能因为菜叫多了，就把自己吃成肠胃炎。小刚倒没这个问题，《集结号》花300万元拍了一场江南行军的戏，他第一版就剪掉了。我的作用就是，趁他不在场的时候，偷偷调这调那，如果他事后看不出来，那说明调得还可以。第一次看《唐山大地震》，我就觉得这片子问题不大，因为你愿意关心这些人物的命运，这是很重要的评判标准。电影是化学作用，不是机械装置。
羊城晚报：冯小刚曾说，他自己做了监制之后，才知道您当初提的意见都是为了导演好。冯小刚还说您是“艺术监制”。您觉得自己是一位怎样风格的监制？
陈国富：那他是捧我场，往好的方面说。说得不好听一点，我这个监制不是制片厂领导，不管找投资，也不张罗吃喝住，完全不是传统对监制这个职务的理解。我管的就是“市场会怎么看这个作品、观众会怎么看？”如果外界不看好，我就想办法让它好一点。
羊城晚报：一个剽悍的导演或许会跟监制产生矛盾，你们俩有没有理念冲突以及操作上的矛盾？
陈国富：首先冯小刚对我并不剽悍，他不需要这样，他很有自信，很清楚自己要什么。其次，他最在乎的是作品的结果。有不懂的东西，他第一时间就先承认自己不懂，然后虚心请教。为了搞清地震怎么呈现，他跑了半圈地球。任务完成了，该给伙伴的肯定和表扬，他一个也不会漏。就是这样的特质，让他可以一步步攀越中国电影的技术门槛。跟这样的导演合作，你会聚焦在真正重要的议题，不用搞人际关系、搞斗争，最少内耗。中国电影业之所以还上不了轨道，跟业界投注太多心力在沽名钓誉、坐地分赃有关系。这方面，他是劳动模范。
【关于“坏话”】
观众会抵制轻蔑他们权益的作品
羊城晚报：有评论认为，影片中孩子们长大之后的故事不如小时候那段好看和真实，您怎么看？
陈国富：我也担心过这个问题，从整个剧作效果来说确实是这样。这要分两方面考虑。作为有时代跨度的集体记忆，《大地震》需要一些象征符号、一些寓言式的修辞，比如毛泽东的死，比如儿子离乡打拼，比如女儿未婚生子，这些是符号，也是中国人的集体旅程。时代的火车急速向前奔着，只要你还待在车上，就会看到这些光景。另外，我们还要考虑《大地震》的收场效果。那个收场是一个长期压抑后的释放，是一个疲惫旅程后的休整。可以说，这锅汤是先用大火沸开了，再用文火慢慢炖，你要最后入口的那个滋味，请耐点性子。
羊城晚报：关于影片的植入广告，电影人都是又爱又恨。您作为监制，怎么评价《唐山大地震》里植入广告的分寸？
陈国富：我命好，不烦这个，拍《风声》时，一是抗战戏，商品植入不了；二是名气不够大，厂家没兴趣。我同情小刚，同情观众，同情电影投资人。这事儿是个连环套，电影公司担心没赞助资金回收不了，厂商觉得必须这么硬性植入才有广告效果，那怎么办? 我先停下再问一个问题，好莱坞大片也有商品植入，为什么观众不这么群情激愤? 因为它的植入不干扰剧情，不妨碍观众权益。为什么他们能做到？因为从大片的思维来说，不管厂商给多少钱，只要你影响了影片的质量，都是划不来的，损失肯定比收益大。你想，在本应该紧凑的120分钟里，因为插播广告，让观众出戏了三回，那对口碑是什么影响? 当电影的票房营收能正常地跟电影投资对流的时候，这种生硬的植入生态一定会改善的。因为，观众的门票就是选票，他们会选择尊重他们的作品，抵制那些轻蔑他们的权益的作品。
羊城晚报：一些评论人对影片持批判态度，您怎么看待影片评价的两极化问题？
陈国富：我还没去关心这个问题，没看过任何评论。有什么意见都是正常的。看电影是最民主的行为，既然民主，就不可能全票通过，我还看过美国的评论骂《阿凡达》的。评价两极化的意思应该是好坏参半，各持己见，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如果70%说好，20%说不好，10%持平，那还不能说两极。我相信现在的华语电影，如果100个观众有70个说好，那这电影真应该大卖，挖到宝了。
【关于催泪】
如果连流泪都要斤斤计较，那是跟自己过不去
羊城晚报：有人说，《唐山大地震》换一个别的名字也成立，因为它实际上是个亲情片。甚至有人说，片子在拿人的伤痛卖钱。您怎么看待这种观点？
陈国富：这问题不是个问题。按这个逻辑，《泰坦尼克号》也可以叫“杰克与萝斯”，或者说，那电影拿当年船上的受难者卖钱？ 难道所有真实发生过的灾难都不能当电影题材了？不会吧！没错，《大地震》就是部亲情片，犹如《泰坦尼克号》是部爱情片！这故事就是关于一家唐山人，一切始于那场地震，所以它可以叫《唐山大地震》，也可以叫《余震》，或《母亲》……
羊城晚报：影片宣传过程中有个关键词叫“催泪”，广州首映的时候院方还给观众发了手帕。人们之前的概念是，电影不应该催泪，因为观众是来放松和娱乐的。但现在，《唐山大地震》似乎要给出一个反例了。对有关电影功能性的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陈国富：这问题太专业了，我不好回答。这是社会心理学和观众心理学的领域。我只能说，有影响力的主流电影都是神话，神话是不分喜或悲的，不需要有完美的艺术高度，它只是集体心灵的投射，是一个超级隐喻。至于隐喻了什么，个人可以找个人的答案。
羊城晚报：有人认为，被催泪就像被一些生硬的喜剧胳肢一样，是一种“情感绑架”。您怎么看？
陈国富：如果你进影院看电影一点都没“被绑架”的感觉，我会说你这钱花得不值。我最近感觉被绑架得最严重的是看《阿凡达》。我不是一个在生活中愿意流泪的人，但如果连在电影院里流泪都要斤斤计较，那不只是小气，简直是跟自己过不去。有些中国观众是不是觉得，被卡麦隆(《阿凡达》导演)催泪就挺光荣的，被自己的同胞逗哭就挺羞愧的?
【关于票房】
连影院报来的数字都难辨真假，还预测什么？
羊城晚报：有人说，《唐山大地震》拍出了中国特色的灾难片。您怎么理解“中国特色”这四个字？
陈国富：以感念亲情作为主流价值，这算有点民族特色的，以家庭的重建作为社会变迁的隐喻也是。片子在这方面有太多可供玩味和深思的线索，我不是社会学家，就不在这长篇大论了。况且，诚恳的电影工作者只面对自己的内心，你的内心自然映照了千千万万人的血缘和愿望。中国特色是不用刻意去营造的。
羊城晚报：唐山地震之后，一直没有出过这么一部讲述这段历史的有影响力的大片，曾经有部《但愿人长久》，但并不出名。为什么能在这个时候做成《唐山大地震》，您觉得时代因素是什么？
陈国富：我好像很多年前就说过，冯小刚的电影都是时代的产物，《唐山大地震》也不例外。他一直在对现代中国人的处境提出感想。不管是喜剧包装或其它类型，他的系列作品保留了一个记录，是这十来年中国的历程，这其中包括生活样态和价值观的转变。拍摄《唐山大地震》的物质因素很多，资金、市场、主流意识形态的介入都起到作用，但我认为它能作为一种现象，而不只是一个作品，最重要的还是民族需要一个治疗与逐渐痊愈的过程，在这个节点上。
羊城晚报：8月的暑期档，估计会是《唐山大地震》的天下了。您觉得一片独大反映了现在中国电影市场的一个什么问题？
陈国富：中国的影院还太少了，等银幕渐渐够多了，这情况就会改变，会改善。很快有一天，没有片子能独占任何档期。
羊城晚报：冯小刚说票房要达到5亿元，您作为监制给解释一下，为什么要是这个数呢？但很多院线人士都猜“过3亿，5亿有些大了”。
陈国富：我从来不预测票房，不懂。我连影院报来的数字都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还预测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