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打假”第一人方舟子把真相之剑刺向被奉为“打工皇帝”的唐骏。从7月1日起，方舟子连续发文指称“唐骏拿到了加州理工大学的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是假的；同时还质疑唐骏在大头贴照相机和卡拉OK打分机专利问题上有“造假”之嫌。
7月6日，唐骏通过媒体对质疑作了回应。对于学历造假之疑，唐骏表示“我从来没有说我是在加州理工大学拿到过博士”，而是“在西太平洋大学拿到博士学位的。”至于专利问题，唐骏回应称“大头贴的雏形是由我发明的”，卡拉OK打分机是“当年在学校里自己想出”的。
有趣的是，针对唐骏的回应，北京青年报记者范海涛翻阅了自己购买的2008年12月第一版的唐骏自传——《我的成功可以复制》，第70页清晰地写着“我最后还是拿到了加州理工学院的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字样。书中第58页也写到唐骏是在加州理工学院做的博士后研究。这些白纸黑字的记载与其“没有说过”之说自相矛盾，宛如“左右手互搏”。而所有关于大头贴照相机的英文介绍都指出，大头贴照相机是1994年—1995年间由30岁的日本女人Sasaki Miho发明的。
更有趣的是，当方舟子针对唐骏所说“在西太平洋大学拿到博士学位”，刨出这所大学根本就是一所专门贩卖假文凭的“野鸡大学”时，一禹姓的北京某投资集团董事局主席跳出来替唐骏打抱不平，在微博上声称“西太平洋大学是是经美国政府批准并经中国教育机构认证的民办正规大学”。不料有网友发现，此人也拿到了西太平洋大学的学历。还有网友晒出西太平洋大学工商管理博士的国内校友通讯录，里面有一大批公司董事长、总裁、总经理，还有出版社总经理、研究院院长等。
至此，这起备受媒体关注的学历造假纷争，谁是谁非，谁在用事实说话，谁硬拗强辩，已不言而喻。旁观者清，局内人更心知肚明。
从微软中国区总裁到“盛大”操盘手，再到“新华都”掌门人，职业履历骄人的唐骏确实用业绩证明了“能力比学历更重要”。用唐骏自己的话来说，“你说我的学校三流，那就三流，我说四流也可以。”这可以理解为一个功成名就者的底气，也可视作一个弄虚作假者的内心忐忑，或者当作一个自大狂的矫情。在中国，在所谓“成功人士”的语境中，确实盛行着一种藐视道德底线和社会责任的狂妄，功利主义替换了对价值的坚守与对公共期待的担待。诚信是现代社会的道德基石。聪明伶俐如唐骏者，必须明白一个事实：在“造假门”事件中，公众在乎的不是他是否得到了什么学位，或者他所就读的大学属于什么档次，公众在乎的是他有没有说谎，有没有弄虚作假，是他的诚信有没有问题。公众尤其在乎的是，一个名人在面对自己的可议的行为时，是选择痛快认错，从而获得社会谅解？还是傲慢地硬扛到底，甚至用一个新的谎话去掩饰旧谎话，以至于漏洞越来越多？
唐骏在美国呆过很多年，他应该知道，当年克林顿与白宫实习生的那些风流事儿，之所以差点酿成罢免危机，并不是因为美国人民无法接受一个总统的命犯桃花，而是公众舆论不能容忍克林顿以欺骗公众的形式否认此事。因为他们知道，一个总统如果会在这个时候说谎，那么他也会在任何时候说谎，会瞒着公众去做任何危害国家的勾当。同样地，对于一个公众人物，对于一家上市公司的高管，如果“学历造假”东窗事发，如果他为此死不认错，那么又如何让人相信公司公告与财务报表的真实性？这家公司又如何取信于公众呢？
唐骏说方舟子“这么做无非是在炒作”，“现如今方舟子已名声大噪了”。不能确定方舟子是否因为与唐骏较上较才名动天下，我只是想说，这个社会是应该感谢方舟子的，正是此人近十年来不遗余力的刨根问底，揭开了一大群大摇大摆地招摇于公共视野的华丽画皮，使弄虚作假者惧，也使社会公众不再轻易受“成功人士”们的蒙蔽和迷惑，为沉沦的年代挽回些许道德人心。如果这样的较真行为是炒作，唐骏或许值得为自己“被炒作”了一把而感到自豪。(陈国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