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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批评]各地争夺文化遗产 警惕官员变相腐败
稿源: 人民网文化频道  | 2010-05-18 18:36:59

  从一个“牛郎织女”的故事,六个省明争暗斗,到一个“梁祝故里”的传说,十几个城市虎视眈眈,直至今天山西两地对“帝尧故里”的“文化攻势”(本报7月13日报道)。近年来的中国大地上,围绕着文化遗产的各种争夺战可谓烽烟四起、高潮迭出。

  对文化名人与经典故事的“属地之争”,并不能代表可喜的民族文化自觉与文保意识增强,在各地志在必得的“文化激情”背后,是利益驱动下“遗产经济学”的精细打算——“每挖掘一个名人故里,就可以开发一个旅游景点,带来可观的经济收入。”

  将文化遗产,视为地方经济的“摇钱树”,这样的观念逻辑,在目前的中国已经有了很多现实注脚。我们在册的世界文化遗产,十分之一由于“过度开发”受到警告便是明证。不少已经夺得文化遗产“归属权”的地方,以“创收”为核心,将文化演变为商业,大张旗鼓地进行着杀鸡取卵似的经营。

  放眼四望,在守护精神家园,弘杨传文化传统的口号之下,以毁坏文化遗产为代价的旅游开发和倡导破坏文化遗产原真性的“伪文化”等短期经济行为十分普遍。

  当三江并流、都江堰、武当古刹等文化古迹传出令人痛惜的消息,当几乎每一种有魅力的文化都必有浩浩荡荡却毫无魅力新建“伪文化”,甚至每一部古典文化名著,都演化为一座荒唐可笑的娱乐场时,不仅观众失去了文化共鸣,历史文化也在被切割、破坏和颠覆。

  值得关注的是,这些年来,“遗产经济学”有了新的表现形式。在各地愈演愈烈的“文化名人”争夺战中,人们能频繁看到政府的身影。

  今年上半年短短6个月里,各种政府参与的公祭活动席卷南北——陕西黄陵、河南周口与甘肃天水瓜分了伏羲;浙江绍兴、湖北竹山、河北邯郸、甘肃天水和山西万荣等地共享了女娲;陕西黄陵和河南新郑分食黄帝,河南焦作、湖南炎陵和山西高平肢解炎帝;湖南宁远跟山西运城一起争夺舜帝……

  由于地方政府的高调介入与认同,一些耗资巨大的标志性“文化符号”应运而起。山西临汾修建了被当地政府称为“中华民族文明之门”的华门,这座历时3年而成的壮观建筑,从规模到设计处处“天下第一”。在此之前,长达21公里的“华夏第一祖龙”,在河南新郑被轰轰烈烈地打造,高达近40米的刘邦铜像,则在河南商丘崇高现身。

  政府参与社会公共事业的文化构建,本没有错。但问题是,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文化?面对各地此起彼伏的“争夺战”与“伪文化”浪潮,政府本应做正确的引导,为何却成了推波助澜的主导?

  实际上,逐步升格的“文化活动”和新建的“文化标记”,成为一些政府新一轮面子工程的集体亮相,甚至一些国家级贫困县也卷入其中。在光大传统与发展文化的口号之下,一些官员的心中,并不在于“建构文化凝聚力”和“打造精神图腾”,而是既有对经济利益的图谋,更有对“政绩收益”的盘算。因此其“后患”也不仅于令传统文化的恶俗化,还有炫示行政业绩、导致官场文化的进一步庸俗化。

  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地方政府在文化的大旗之下,奢靡铺张、挥霍无度,好大喜功、过度炫耀历史身份和财政实力。他们用行政拨款下注,看能否博取更大的利益,创造经济——文化——政治的多赢。

  可怕的是,如此铺张挥霍、罔顾民生的赌注,虽然由于耗资巨大,时常把地方经济拖入了更深的困局,成为财政赤字的恶性根源,行政风气败坏的注脚,但却通常能在文化的风雅之名下被赦免,并无营建楼堂倌所的风险和贪污腐败的指摘。   让经济利用,被政治挟持,结果是,以文化为名义的这些文化行动,非但没有为社会繁荣带来推力,没有增强我们的历史文化意识,反而推助了的急功近利、惟利是图的社会风气,加剧了好大喜功、铺张浪费官场恶习,留下了沉重的文化欠债和社会成本。

  这才是“遗产经济学”最大的文化后患!

 
【编辑:范敬英】

[文化批评]各地争夺文化遗产 警惕官员变相腐败

稿源: 人民网文化频道 2010-05-18 18:36:59

  从一个“牛郎织女”的故事,六个省明争暗斗,到一个“梁祝故里”的传说,十几个城市虎视眈眈,直至今天山西两地对“帝尧故里”的“文化攻势”(本报7月13日报道)。近年来的中国大地上,围绕着文化遗产的各种争夺战可谓烽烟四起、高潮迭出。

  对文化名人与经典故事的“属地之争”,并不能代表可喜的民族文化自觉与文保意识增强,在各地志在必得的“文化激情”背后,是利益驱动下“遗产经济学”的精细打算——“每挖掘一个名人故里,就可以开发一个旅游景点,带来可观的经济收入。”

  将文化遗产,视为地方经济的“摇钱树”,这样的观念逻辑,在目前的中国已经有了很多现实注脚。我们在册的世界文化遗产,十分之一由于“过度开发”受到警告便是明证。不少已经夺得文化遗产“归属权”的地方,以“创收”为核心,将文化演变为商业,大张旗鼓地进行着杀鸡取卵似的经营。

  放眼四望,在守护精神家园,弘杨传文化传统的口号之下,以毁坏文化遗产为代价的旅游开发和倡导破坏文化遗产原真性的“伪文化”等短期经济行为十分普遍。

  当三江并流、都江堰、武当古刹等文化古迹传出令人痛惜的消息,当几乎每一种有魅力的文化都必有浩浩荡荡却毫无魅力新建“伪文化”,甚至每一部古典文化名著,都演化为一座荒唐可笑的娱乐场时,不仅观众失去了文化共鸣,历史文化也在被切割、破坏和颠覆。

  值得关注的是,这些年来,“遗产经济学”有了新的表现形式。在各地愈演愈烈的“文化名人”争夺战中,人们能频繁看到政府的身影。

  今年上半年短短6个月里,各种政府参与的公祭活动席卷南北——陕西黄陵、河南周口与甘肃天水瓜分了伏羲;浙江绍兴、湖北竹山、河北邯郸、甘肃天水和山西万荣等地共享了女娲;陕西黄陵和河南新郑分食黄帝,河南焦作、湖南炎陵和山西高平肢解炎帝;湖南宁远跟山西运城一起争夺舜帝……

  由于地方政府的高调介入与认同,一些耗资巨大的标志性“文化符号”应运而起。山西临汾修建了被当地政府称为“中华民族文明之门”的华门,这座历时3年而成的壮观建筑,从规模到设计处处“天下第一”。在此之前,长达21公里的“华夏第一祖龙”,在河南新郑被轰轰烈烈地打造,高达近40米的刘邦铜像,则在河南商丘崇高现身。

  政府参与社会公共事业的文化构建,本没有错。但问题是,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文化?面对各地此起彼伏的“争夺战”与“伪文化”浪潮,政府本应做正确的引导,为何却成了推波助澜的主导?

  实际上,逐步升格的“文化活动”和新建的“文化标记”,成为一些政府新一轮面子工程的集体亮相,甚至一些国家级贫困县也卷入其中。在光大传统与发展文化的口号之下,一些官员的心中,并不在于“建构文化凝聚力”和“打造精神图腾”,而是既有对经济利益的图谋,更有对“政绩收益”的盘算。因此其“后患”也不仅于令传统文化的恶俗化,还有炫示行政业绩、导致官场文化的进一步庸俗化。

  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地方政府在文化的大旗之下,奢靡铺张、挥霍无度,好大喜功、过度炫耀历史身份和财政实力。他们用行政拨款下注,看能否博取更大的利益,创造经济——文化——政治的多赢。

  可怕的是,如此铺张挥霍、罔顾民生的赌注,虽然由于耗资巨大,时常把地方经济拖入了更深的困局,成为财政赤字的恶性根源,行政风气败坏的注脚,但却通常能在文化的风雅之名下被赦免,并无营建楼堂倌所的风险和贪污腐败的指摘。   让经济利用,被政治挟持,结果是,以文化为名义的这些文化行动,非但没有为社会繁荣带来推力,没有增强我们的历史文化意识,反而推助了的急功近利、惟利是图的社会风气,加剧了好大喜功、铺张浪费官场恶习,留下了沉重的文化欠债和社会成本。

  这才是“遗产经济学”最大的文化后患!

 

编辑: 范敬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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