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个“牛郎织女”的故事，六个省明争暗斗，到一个“梁祝故里”的传说，十几个城市虎视眈眈，直至今天山西两地对“帝尧故里”的“文化攻势”(本报7月13日报道)。近年来的中国大地上，围绕着文化遗产的各种争夺战可谓烽烟四起、高潮迭出。
对文化名人与经典故事的“属地之争”，并不能代表可喜的民族文化自觉与文保意识增强，在各地志在必得的“文化激情”背后，是利益驱动下“遗产经济学”的精细打算——“每挖掘一个名人故里，就可以开发一个旅游景点，带来可观的经济收入。”将文化遗产，视为地方经济的“摇钱树”，这样的观念逻辑，在目前的中国已经有了很多现实注脚。我们在册的世界文化遗产，十分之一由于“过度开发”受到警告便是明证。不少已经夺得文化遗产“归属权”的地方，以“创收”为核心，将文化演变为商业，大张旗鼓地进行着杀鸡取卵似的经营。
放眼四望，在守护精神家园，弘杨传文化传统的口号之下，以毁坏文化遗产为代价的旅游开发和倡导破坏文化遗产原真性的“伪文化”等短期经济行为十分普遍。当三江并流、都江堰、武当古刹等文化古迹传出令人痛惜的消息，当几乎每一种有魅力的文化都必有浩浩荡荡却毫无魅力新建“伪文化”，甚至每一部古典文化名著，都演化为一座荒唐可笑的娱乐场时，不仅观众失去了文化共鸣，历史文化也在被切割、破坏和颠覆。
值得关注的是，这些年来，“遗产经济学”有了新的表现形式。在各地愈演愈烈的“文化名人”争夺战中，人们能频繁看到政府的身影。今年上半年短短6个月里，各种政府参与的公祭活动席卷南北——陕西黄陵、河南周口与甘肃天水瓜分了伏羲；浙江绍兴、湖北竹山、河北邯郸、甘肃天水和山西万荣等地共享了女娲；陕西黄陵和河南新郑分食黄帝，河南焦作、湖南炎陵和山西高平肢解炎帝；湖南宁远跟山西运城一起争夺舜帝……
由于地方政府的高调介入与认同，一些耗资巨大的标志性“文化符号”应运而起。山西临汾修建了被当地政府称为“中华民族文明之门”的华门，这座历时3年而成的壮观建筑，从规模到设计处处“天下第一”。在此之前，长达21公里的“华夏第一祖龙”，在河南新郑被轰轰烈烈地打造，高达近40米的刘邦铜像，则在河南商丘崇高现身。
政府参与社会公共事业的文化构建，本没有错。但问题是，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文化？面对各地此起彼伏的“争夺战”与“伪文化”浪潮，政府本应做正确的引导，为何却成了推波助澜的主导？
实际上，逐步升格的“文化活动”和新建的“文化标记”，成为一些政府新一轮面子工程的集体亮相，甚至一些国家级贫困县也卷入其中。在光大传统与发展文化的口号之下，一些官员的心中，并不在于“建构文化凝聚力”和“打造精神图腾”，而是既有对经济利益的图谋，更有对“政绩收益”的盘算。因此其“后患”也不仅于令传统文化的恶俗化，还有炫示行政业绩、导致官场文化的进一步庸俗化。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地方政府在文化的大旗之下，奢靡铺张、挥霍无度，好大喜功、过度炫耀历史身份和财政实力。他们用行政拨款下注，看能否博取更大的利益，创造经济——文化——政治的多赢。
可怕的是，如此铺张挥霍、罔顾民生的赌注，虽然由于耗资巨大，时常把地方经济拖入了更深的困局，成为财政赤字的恶性根源，行政风气败坏的注脚，但却通常能在文化的风雅之名下被赦免，并无营建楼堂倌所的风险和贪污腐败的指摘。 让经济利用，被政治挟持，结果是，以文化为名义的这些文化行动，非但没有为社会繁荣带来推力，没有增强我们的历史文化意识，反而推助了的急功近利、惟利是图的社会风气，加剧了好大喜功、铺张浪费官场恶习，留下了沉重的文化欠债和社会成本。这才是“遗产经济学”最大的文化后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