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很多政治学学者的说法，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可以被认为是全能主义的国家，即国家权力渗透到了每一个领域，掌管了几乎所有的事务，个人生活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干预。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国家权力的应用得到了规范，这是一个极大的进步，也是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
但也不能说一切都已经成为历史。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于再清的一番话，提醒我们，全能主义在某些领域、在某些人的头脑中，仍然挥之不去。中国选手周洋在冬奥会上夺冠后说：“拿了金牌以后会改变很多，可以让我爸我妈生活得更好一点。”这个被认为充满人性的获奖感言感动了很多人。但于再清先生却不这么看：“感谢你爹你妈没问题，首先还是要感谢国家……要把国家放在前面。”他表示，要加强对运动员的德育教育。(3月8日《羊城晚报》)
改革开放之后，在很多领域的事业交还给社会、交还给市场之后，体育事业却仍然是政府高度主导的格局，也可以说是之前全能主义的延续。原先的举国体制被延用，国家通过巨大的投入来实现争金夺银、为国争光的目标。
有什么样的体制就有什么样的观念，于再清身处这一体制的上层，之所以要求周洋首先感谢国家，是因为在他的观念中，运动员是实现国家目标的棋子，因此运动员不仅要在运动场上，在日常言行、道德观念中，也要符合这一体制所要求的规范。有个性的观念、想法和做法是不被鼓励的，否则就要被批评，要被“加强德育”。比如说周洋，尽管她已经在竞技场上实现了国家目标，但稍微有点个性和人性的话语，立马受到了首长同志的质疑。
然而，这种全能主义道德观能否站得住脚，很令人怀疑。古今中外，还没有哪种正常的道德观念，把孝敬父母和效忠国家对立起来，或者非要分出个孰先孰后。在中国传统道德体系中，“孝”恰恰是核心，是起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合理的次序。越是以“公”的名义不容“私”，“狠斗私字一闪念”的道德观，越是虚伪，对“公”、对社会的戕害越大。这已经被历史所证明。
不可否认，在举国体制下，体育事业在获得金牌方面，的确实现了目标。但是成本是否合理，却一直受到人们的质疑。这个成本，不仅是经济上的，那些被这一体制所扭曲的观念与人格，实际上都会对社会造成损害，都会令社会付出巨大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