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大学功利化,什么都和钱挂钩。这是个要命的问题。”
高校去行政化,有点难!
2月28日,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下文简称《规划纲要》)公开征求意见新闻发布会上,新任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提出了未来教育去行政化的思路,“我们想建立起一套新的,适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然后逐步取消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的倾向。全国人大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教育部门本是制定游戏规则、实施监督职能,但目前集管、办、评于一身,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权力太大、太集中。
温总理三次批评教育行政化
今年初,温家宝总理在听取各界对《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的座谈时,曾表示,“一些大学功利化,什么都和钱挂钩。这是个要命的问题。”
随后,在《规划纲要》听取社会各界人士的意见和建议的研讨会上,温家宝指出,纲要应改变教育行政化倾向,“大学必须有办学自主权”。
2月27日,温家宝与网友在线交流时进一步明确地说,现在的教育存在许多问题,“教育行政化的倾向需要改变,大学最好不要设立行政级别”。
权力下放给学校只是手段
《规划纲要》的起草参与者、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育体制改革研究室副主任王烽:此次公布的《规划纲要》征求意见稿旗帜鲜明地提出“推进中央向地方放权,政府向学校放权”,方向是对的,但是不能像以前那样,政府主管部门把权力下放给学校,依旧延续那种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在收放之间,体制还是老体制,政校关系并没有得到解决。
全国人大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现在政府和学校是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因此,这次规划纲要提出要设立高等教育拨款咨询委员会,就是为了把行政部门和学校之间隔开,经过人大预算后,把经费放到高校拨款委员会,然后再拨给学校,杜绝以前的“跑部钱进”。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程方平:教育行政化源于行政权力过大,一切教育都是行政的下属,教育的实施者和教育规律得不到应有的尊重。放权和收权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在高等学校、职业教育、地方教育整体发展等方面,各级政府和学校的权限直接影响其积极性和运作效果,应该有所放权。但也有一些权力是不应该放的,比如,义务教育阶段的公立学校校舍建设、人员收入、社会集资等权力就不应给学校,而应放在教育主管部门统筹协调,当《学校法》出台之后,以往学校的某些权力可能要收回,这是依法治教、各司其职的原则所要求的。
去行政化难在背后利益难舍
教育部部长袁贵仁:随着改革的深入,共识度会越来越低,因为它既涉及到观念、体制,还涉及到切身利益,因此我们应充分注意到教育改革的艰巨性、复杂性。
全国人大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以后新提拔的校长就不设级别,原来的仍然保留身份。但得解决学者从政的问题,如果取消行政级别,那么就应该允许教授既可以到政府当市长,也可以到省里当省长,没有级别限制。这涉及到干部体制改革。去行政化的关键还在学校里面,第一,学术与行政要分别管理,拥有行政权力的人不能插手学术,大学校长、院长不要跟教授抢课题、抢评奖、抢经费。你就好好做校长、院长,做好服务。这样,人们才会慎重思考,我是做行政还是做学问。在国外做行政往往是教授们推荐,服务一个时期后,也可以再回来做学问。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大学是否取消行政级别,是构建现代大学制度、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无法绕开的第一步。但是,这涉及到庞大的既得利益调整,改革者颇有顾虑。
大学行政化五宗罪
其一,大学官场化。
我国大学校长的产生,基本上按照党政干部的方式来处理,直接由上级任命,其中“985工程”中的38所国内知名高校还要由中组部直接管理。而教育部的司局级官员直接下派到部属大学当校长更成为一种常态。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钟秉林、北京大学校长周其凤、浙江大学校长杨卫等著名高校校长无不担任过教育部司长之职。
另一方面,对应“985工程”的启动,中国高校中开始有了一批副部级干部,现在有31所大学的党委书记和校长是副部级,还有专家建议说,要提高大学的地位,应更进一步提高校领导的级别至正部。
其二,资源分配行政化。
这一方面表现在中央各部委掌握着向学校分配资源的权力,为此,大学不得不与地方一样“跑部钱进”,甚至用颁授博士等头衔去换取官员的支持;另一方面,在学校内部,“官老爷”把持一切,在职称评定、课题申报等重要学术资源的分配中,各级领导都享有“特权”,行政领导往往挤占了有限的学术资源。这些领导掌握着权力,决定教师拿课题、评职称等各种事宜。
其三,评价机制一元化。
一位颇有名望的教育学者表示,这么多年来他虽然获得了社会舆论的掌声,但是几乎没有得到过任何官方奖项。而如今的现状是,各种大课题和奖项多为政府所设,得到这些奖项,意味着你的学术地位受到认可;得不到这些奖项,意味着你被排斥在主流学术圈之外。如这位学者所言,政府奖励学术本是好事,但是仅以此为唯一的评价标准,则不利于学术自主。
其四,教授人格矮化。
一位在美国留学多年的学者戏称自己为“表格教授”,因为在回国近五年的时间里,他把相当一部分精力花在填表上——一级学科申报表、研究基地申报表、重点学科申报表、社会科学基金申报表、单位考核聘任表,等等。这也是行政化使然,因为有多少一级学科,多少研究基地,获得了多少社会科学基金,发表了多少论文,都是学校各级领导的政绩。
其五,学生世故化。
不可想象一个官本位的、功利化的大学,能够培养出温总理所说的具有“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的学生。就像一位教授所批评的:“现在社会上说学生不正义、圆滑、没原则,只愿意自己过得舒服,这都是大学教会的,学生进门时候不这样,出去时候全会了。”本科生学会了行贿教师换学分,研究生忙于为“老板”做项目而无暇学业,有些学生团体几乎成为“官僚试验田”或“微型名利场”。
大学行政化五宗罪 去行政化有点难
稿源: 人民网-江南时报 2010-03-04 14:37:06
“一些大学功利化,什么都和钱挂钩。这是个要命的问题。”
高校去行政化,有点难!
2月28日,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下文简称《规划纲要》)公开征求意见新闻发布会上,新任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提出了未来教育去行政化的思路,“我们想建立起一套新的,适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然后逐步取消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的倾向。全国人大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教育部门本是制定游戏规则、实施监督职能,但目前集管、办、评于一身,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权力太大、太集中。
温总理三次批评教育行政化
今年初,温家宝总理在听取各界对《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的座谈时,曾表示,“一些大学功利化,什么都和钱挂钩。这是个要命的问题。”
随后,在《规划纲要》听取社会各界人士的意见和建议的研讨会上,温家宝指出,纲要应改变教育行政化倾向,“大学必须有办学自主权”。
2月27日,温家宝与网友在线交流时进一步明确地说,现在的教育存在许多问题,“教育行政化的倾向需要改变,大学最好不要设立行政级别”。
权力下放给学校只是手段
《规划纲要》的起草参与者、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育体制改革研究室副主任王烽:此次公布的《规划纲要》征求意见稿旗帜鲜明地提出“推进中央向地方放权,政府向学校放权”,方向是对的,但是不能像以前那样,政府主管部门把权力下放给学校,依旧延续那种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在收放之间,体制还是老体制,政校关系并没有得到解决。
全国人大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现在政府和学校是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因此,这次规划纲要提出要设立高等教育拨款咨询委员会,就是为了把行政部门和学校之间隔开,经过人大预算后,把经费放到高校拨款委员会,然后再拨给学校,杜绝以前的“跑部钱进”。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程方平:教育行政化源于行政权力过大,一切教育都是行政的下属,教育的实施者和教育规律得不到应有的尊重。放权和收权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在高等学校、职业教育、地方教育整体发展等方面,各级政府和学校的权限直接影响其积极性和运作效果,应该有所放权。但也有一些权力是不应该放的,比如,义务教育阶段的公立学校校舍建设、人员收入、社会集资等权力就不应给学校,而应放在教育主管部门统筹协调,当《学校法》出台之后,以往学校的某些权力可能要收回,这是依法治教、各司其职的原则所要求的。
去行政化难在背后利益难舍
教育部部长袁贵仁:随着改革的深入,共识度会越来越低,因为它既涉及到观念、体制,还涉及到切身利益,因此我们应充分注意到教育改革的艰巨性、复杂性。
全国人大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以后新提拔的校长就不设级别,原来的仍然保留身份。但得解决学者从政的问题,如果取消行政级别,那么就应该允许教授既可以到政府当市长,也可以到省里当省长,没有级别限制。这涉及到干部体制改革。去行政化的关键还在学校里面,第一,学术与行政要分别管理,拥有行政权力的人不能插手学术,大学校长、院长不要跟教授抢课题、抢评奖、抢经费。你就好好做校长、院长,做好服务。这样,人们才会慎重思考,我是做行政还是做学问。在国外做行政往往是教授们推荐,服务一个时期后,也可以再回来做学问。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大学是否取消行政级别,是构建现代大学制度、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无法绕开的第一步。但是,这涉及到庞大的既得利益调整,改革者颇有顾虑。
大学行政化五宗罪
其一,大学官场化。
我国大学校长的产生,基本上按照党政干部的方式来处理,直接由上级任命,其中“985工程”中的38所国内知名高校还要由中组部直接管理。而教育部的司局级官员直接下派到部属大学当校长更成为一种常态。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钟秉林、北京大学校长周其凤、浙江大学校长杨卫等著名高校校长无不担任过教育部司长之职。
另一方面,对应“985工程”的启动,中国高校中开始有了一批副部级干部,现在有31所大学的党委书记和校长是副部级,还有专家建议说,要提高大学的地位,应更进一步提高校领导的级别至正部。
其二,资源分配行政化。
这一方面表现在中央各部委掌握着向学校分配资源的权力,为此,大学不得不与地方一样“跑部钱进”,甚至用颁授博士等头衔去换取官员的支持;另一方面,在学校内部,“官老爷”把持一切,在职称评定、课题申报等重要学术资源的分配中,各级领导都享有“特权”,行政领导往往挤占了有限的学术资源。这些领导掌握着权力,决定教师拿课题、评职称等各种事宜。
其三,评价机制一元化。
一位颇有名望的教育学者表示,这么多年来他虽然获得了社会舆论的掌声,但是几乎没有得到过任何官方奖项。而如今的现状是,各种大课题和奖项多为政府所设,得到这些奖项,意味着你的学术地位受到认可;得不到这些奖项,意味着你被排斥在主流学术圈之外。如这位学者所言,政府奖励学术本是好事,但是仅以此为唯一的评价标准,则不利于学术自主。
其四,教授人格矮化。
一位在美国留学多年的学者戏称自己为“表格教授”,因为在回国近五年的时间里,他把相当一部分精力花在填表上——一级学科申报表、研究基地申报表、重点学科申报表、社会科学基金申报表、单位考核聘任表,等等。这也是行政化使然,因为有多少一级学科,多少研究基地,获得了多少社会科学基金,发表了多少论文,都是学校各级领导的政绩。
其五,学生世故化。
不可想象一个官本位的、功利化的大学,能够培养出温总理所说的具有“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的学生。就像一位教授所批评的:“现在社会上说学生不正义、圆滑、没原则,只愿意自己过得舒服,这都是大学教会的,学生进门时候不这样,出去时候全会了。”本科生学会了行贿教师换学分,研究生忙于为“老板”做项目而无暇学业,有些学生团体几乎成为“官僚试验田”或“微型名利场”。
编辑: 陈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