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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帮助农民工打官司到帮助黑社会打官司，周立太有着普通律师一辈子都难有的复杂经历
周立太：我永远都不可能成为下一个“李庄”
“你那么有信心绝对不会成为第二个李庄吗？”记者问道。
周立太从椅子上站起来，盯着记者，提高了嗓门，“我周立太不可能，永远都不可能成为第二个李庄。我一辈子都没请过法官吃饭，我一辈子都严格按照现行法律和行业的规范执行……”
我周立太永远都不可能成为“李庄”
“有人说现在李庄被抓了，赵长青、周立太还不是吃香的，喝辣的，都没有动他们一根汗毛……”周立太脸上的肌肉紧绷起来，满脸气愤，尽管他非常清楚地知道，自成为李志刚的辩护律师后，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骂他，但还是不能接受被人拿去和李庄相提并论。“周立太和赵长青没有触犯法律，当然就不能抓周立太、赵长青嘛……”
“我周立太不可能，永远都不可能成为第二个李庄。我一辈子都没请过法官吃饭，我一辈子都严格按照现行法律和行业的规范执行，我决不损害他人利益，也不损害司法公正。我对我律师所的人要求都很严，先做人后做律师。”周立太从椅子上站起来，盯着提出“你就那么有信心绝对不会成为第二个李庄吗？”这个问题的记者，提高了嗓门，底气十足地回答。
早在媒体对外公布李庄被抓之前几个小时，周立太就通过媒体的朋友知道了这件事，当时他就谨慎地对记者说，这件事要用证据来说话。“他说有人说这次是故意整律师，我首先不赞成这种说法，因为我是个律师，所有的事情必须讲证据。抓李庄要有证据，说政府故意整律师也要有证据。”在周立太看来，重庆打黑现在不仅在国内，在国际上都处于风头浪尖，如果没有任何事实、证据，重庆警方就抓多名律师，那将要承担很大的风险。
“所以，目前来看，我们只能相信警方的说法。”在对李庄案无数的争论声中，周立太选择相信警方的说法。
中国的律师这样发展下去 我很担忧
宽大身材的周立太身上，有太多职业气息，比如大嗓门，能说很长时间而让别人无插嘴的机会，习惯用具体的事例来佐证自己的言论等。在采访中，最容易让周立太激动的话题，就是目前律师行业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每每这时，他便会提高好多个分贝，在房间中来回地走动，举各种不同的例子。
“一个律师进去了，其他律师就说我们要想办法营救他，捞出来。那假如一个公务员被抓了，是不是所有的公务员要把他捞出来呢？法律人对这个事要用法律的方式来评判。”周立太非常不满有些律师在李庄被抓之后，提出的要把人捞出来之说。在他看来，李庄案不管结果怎样，最重要的是对律师们起到一个警戒作用，思考为什么现在律师的社会印象不好。“现在网上的评论有两块，一方是臭骂律师的，一方是说司法机关乱搞的，这两个声音都是不理性的。”
自李庄案出现以来，律师界争论最多的，便是这样的事件、某些媒体具有引导性的报道和网友的评论，会对律师的形象产生负面影响。在一家律师类杂志工作的记者曾说，律师们对于自己行业内部的问题都很清楚，所以他们杂志就不去揭黑了，因为大家都知道，都避讳。
“一个学法律的人，如果玩弄法律，将是历史和社会的悲哀，所以我说出卖灵魂比出卖肉体更可悲。”周立太并不避讳律师中学法不守法，学法不怕法的现象，“有女律师打官司打到法官床上去的，也有法官判案判到律师床上去的，我说啊这样的律师比卖淫女还不如……”当周立太说完这句话后，记者问他稿子中能用么，他不置可否地嗯了几声。
其实，最让周立太难以释怀的是，现在越来越多有“背景”的律师，正在扰乱律师行业中的规则。“那些有钱的人，都喜欢找有背景的律师，都以为开价高的就是好律师，名律师。有些律师就直接说，给我多少钱，我给你捞出来……”作为从底层一步一步“打”出名来的周立太，他没权没背景也没钱，所以至今，他的重心依然是给农民工打官司。
“律师不但是个职业，而且应当用他的职业推动社会和法律的进步。我们作为法律人，要维护法律的尊严，保证法律的正确实施。”周立太评价自己是一个讲规则的人，因为在他看来，法律和其他学科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学规则、讲规则，否则社会就会乱套。但越来越多的现实让他担忧，“我到很多大学去做过演讲，很多年轻人选择学法律就是为了赚钱，为了名和利……坦率地讲，我对中国律师这样发展下去很担忧。”
什么都看不到 我就是“瞎说”
从赵长青、周立太等律师开始替“黑社会”辩护，就不断有《南方周末》等媒体报道，在打黑背景下，律师们都不愿意接手这样的案子，因为发挥空间太小。
“说穿了，就是明显有一些法律外的因素干扰。”周立太直言道，这些因素包括：开庭过程中要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听起诉书，庭审完要开会听他们的意见；有关部门专门发文给律师，要求他们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等。重庆高院规定的不减刑、不假释、不缓刑等。
周立太作为涉黑被告人李志刚的代理律师，因为提前见不到被告人，看不到案卷，看不到证据，只能在法庭上瞎说，“其实，瞎说是一个讽刺性的语言。”他苦笑。在辩护结束后，很多律师选择少说或不说，包括赵长青，但周立太依旧敢说。
“庭审那天，那个法官有点走形式，我就讲，请审判长注意，保障律师和被告人的辩护权是我国法律的基本原则，如果程序不公正谈何实体公正。那天好多人听，当时法官就很不舒服。”“有次我问被告人事情，法官说你不要啰嗦，我当时就大声地说你才啰嗦呢。”在周立太看来，重庆打黑很重要，但打黑不是黑打，所有的程序都是必须的。“人家黑你不能黑吧。”他调侃道。
早在10月13日，周立太就表达出“打黑要避免运动化、防止扩大化”的观点，当时整个社会对打黑还是一片叫好声，此言论一出，无数板砖飞向周立太。“当对一个社会事件，只有一种声音的时候，就不正常了。”周立太认为在一个有不同价值观、文化背景的社会中，应该有不同的声音，自己在那种情况下说出这样的话，是理性并负责的。“那个记者说你怕我写出去吗，我说你写就写出去，因为这是事实。”
周立太所说的事实，来源于对他代理的涉黑被告人李志刚案件及其他一些案件的了解。比如在他的了解中，李志刚和“开县一霸”李义仅是一个镇上的，开中巴车的李志刚因为和他人发生纠纷，就把人家的中巴车给砸了。在他看来，这就是构成了毁坏财物罪，和李义的黑社会团伙联系不到一起。而在这次打黑中，李志刚的父亲和弟弟，都被抓，分别获刑7年、17年。
当问起周立太，从他说出“避免运动化、防止扩大化”后，对重庆打黑有没有起到一些影响。他挺肯定地说，还是起到一些影响，最起码开始引起了官方及民众的思考。“王立军局长上次讲过，重庆自成立直辖市以来，有60万件案件没有破，也就是一年5、6万……所以说，打击犯罪，要建立起长期、良好的常态机制来打击，不能是动态的。往往通过运动的形式来完成的，都会扩大化。”
这本书不会被封杀
“我有理由相信这本书不会被封杀。为什么？因为这本书里没有反政府、反社会的话，只是揭露了周立太在深圳多年来打官司的事，而且好多现象已经被法律法规进一步完善了，是一个进步的体现。”周立太所说的书，是指陈文定给他写的传记《从底层滚出来》。据陈文定了解，周立太应该是国内第一位以传记形式出书的律师。
虽然周立太相信他的传记不会被封杀，但他依旧敏感。为给新书做宣传，陈文定曾联系北大和人大，希望能合作办演讲。最终，北大以周立太在这段时期太敏感，人大以所有的新闻稿件必须经他们审核后方能发布为由，或正面或委婉拒绝了这次合作。
在和周立太的长期接触中，陈文定发现这位被媒体聚光最多、在国际上都知名的农民工维权律师，其实是极懂政治，极会讲话的，比如面对不同的媒体，他知道说不同的话，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而且更让陈文定感兴趣的是，这并不是一个“高大全”式的人，相处时间久了，就会发现他的粗鲁，讲脏话，缺乏团队精神、知识面不全等各种缺点，也会发现他近似于冷酷地讲究原则性，善于思考等优点。
“在随便哪家媒体上都能找到周立太的新闻，但在任何银行里都找不到周立太的存款。”周立太常在媒体前说起这句话。从他向农民工讨要律师费开始，“钱”便是与周立太有关的新闻中，被提及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哪怕是在替黑社会团伙辩护的新闻中，他也被指收了黑社会的黑钱。“我就收了五千块钱，还交了几百块钱税，还得出来回的路费……”这样的解释周立太已经说过很多次，但还是不断有人怀疑。
周立太缺钱，尽管他早在前几年有关方面就评估其“名值千万”。“我现在就像在股市，被套牢了一样，不得不继续给农民工打官司。”周立太并不隐瞒他不想再打农民工官司的想法，因为14年来农民工们累计拖欠律师费已近500万。
“深圳宝安区要建立一个农民工博物馆，希望能把我多年来办的案子资料，作为馆藏。我就直接跟他们说，希望能给我钱，因为我是一个穷人。”除了和博物馆商量合作外，周立太还在和一个导演商量拍电视剧的事情，那个导演计划把周立太的故事拍成电视剧，这个想法让周立太心动，但资金是个大问题。在采访的最后，他给记者说，要不问问你们老总，看他有没有兴趣投资，我保证肯定好看。
“你觉得自己还是底层吗？”
“还是，尽管从名气上看，我不是。但本质上，我还是一个底层人。因为我还在替底层的人打官司。律师本来就是一个社会工作者，不要牛得不得了，其实就是一个职业。”（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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