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6月钱学森在中国科协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科协主席，至1991年5月在中国科协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辞去主席，当选为名誉主席，任期一届，共5年时间。

　　2007年国防工业出版社出版了10卷本《钱学森书信》。在《书信》第二卷上，看到钱老1984年9月28日给时任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鲍奕珊同志的信，使我回忆起钱老出任科协主席并不那么“顺利”的过程，令人起敬。

　　科协“二大”是1980年召开的，当时钱学森是科协下属的中国力学学会理事长和中国自动化学会理事长，并被推选为中国科协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出席了会议。大会结束时当选为副主席，周培源为主席。二届副主席还有严济慈、茅以升、钱三强等。

　　按科协章程规定，5年一届。所以从二届第四个年头，即1984年初就开始酝酿科协换届事宜。我因担任钱老的秘书，常常随他到科学会堂参加科协的会议，经历了换届的主要酝酿过程。

　　“这老爷子是真不想当主席，他在会上发火了”

　　1984年初，中国科协在周老主持下开过主席会议、常委会等。这些会议都谈到换届问题，大家一致推荐钱学森为下届主席候选人，但钱老本人坚决不同意。他甚至在会上和别人争得面红耳赤，决不退让。弄得周老和其他副主席十分难办。我作为钱老的秘书列席这些会议，在讨论人事安排问题时便“自觉地”退出会场，坐在走廊的长椅上休息。但会议室激烈争论的声音还是听得见的。科学会堂的服务员进去上茶，出来后对我说“这钱老爷子是真不想当主席，他在会上发火了，我在这儿当了这么多年服务员，还从没见过这种阵式”。

　　1984底，中国科协在周老主持下，召开二届五次全国委员会会议。大会在京丰宾馆召开。会议安排的主要日程是：由副主席钱三强致开幕词；主席周培源作工作报告；副主席钱学森致闭幕词。开会前夕，主持科协日常工作的书记处书记裴丽生（他也是二届副主席之一）带领科协工作人员来钱老办公室，把闭幕词的讲稿拿给他看，征求他的意见，我则坐在一边作记录。

　　稿子不长，钱老很快看完后说：“这个稿子我没意见，但我建议最后加一段话，说明我钱学森不适合担任下届科协主席。你们要是同意加上，这个稿子我念。你们要是不同意，那我就不念，你们另请高明”。谈话的气氛一时有点尴尬。但像裴老这样的老革命家，长期做领导工作，还是很会协调这种难题的。裴老略微思考后说：“学森同志，你看可不可以这么办：你要讲的那段话，不要正式写在文件上。念完闭幕词，你可以在会上讲一段你要说的话”。钱老听后点头同意，这件事就定下来了。

　　等到闭幕会这一天，钱学森致闭幕词。当他念完闭幕词的稿子，开口说：“我要补充一点，说明我本人不适合担任下届科协主席……”他下面的话刚一说出口，台下一片掌声。他再张口讲话，又是一阵热烈掌声。几个回合的“倒彩”使他无法讲下去。就在他又要开口讲话时，突然台下一个人举手，要求发言（当时我未看清是谁），主持会议的周培源主席表示同意。发言者说：“钱老，关于您个人的事情，就不要在大会上讲了”。他的发言又迎来一片更为持久的热烈掌声。钱学森讲不下去了，周老立即宣布大会结束。

　　由于钱学森决意不当科协主席，使换届工作进行不下去了。以至于科协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不得不推迟召开，80多岁的周培源老先生按章程届满以后还不能退下来，又多当了一年主席。

　　这就是钱学森1984年9月28日给二届科协书记处书记鲍奕珊写信，说他不能当科协“三大”代表的原因（原信见国防工业出版社2007年5月版《钱学森书信》第2卷第37页）。一般读者看了这封信会不明白：一个科协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是什么大事，值得钱老亲自写信请辞？孰不知，他若同意当“三大”代表，必会被选为三届常委，又必会被选为三届主席。接着他会在全国政协接替周培源，成为全国政协副主席，而这，正是他不愿意干的。他常说自己只是一名科技人员，不是一块“当官”的料。如果不是工作需要，他不会同意担任力学所所长，也不会同意担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七机部副部长和国防科委副主任等一系列职务。这些职务都是后来在他主动而坚决要求下辞去的。即便当上全国政协副主席能享受“四副两高”党和国家领导人待遇，他也毫不在意。

　　科协换届终于提上了中共中央书记处的会议日程

　　科协换届的问题成了个大难题。这个问题终于提到中共中央书记处的会议日程。中央书记处根据广大科技人员的意见，“建议”钱学森出任中国科协三届主席。中央书记处的“建议”是什么意思？实际上就是告诉身为中共党员的钱学森，这是中央的决定。但钱学森是一位受人尊敬的科学家，中央书记处自然不会简单从事。于是决定由主管科技工作的方毅同志找钱学森谈话，同时由钱学森在军内的上司、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杨尚昆也找钱学森谈话。中央在这个工作上的周到细致，由此可见一斑。

　　我这个小秘书当然不可能列席中央书记处会议，我只是旁听了方毅与钱学森在钱老办公室的谈话知道这个情况的。而杨尚昆与钱学森谈话，地点在三座门中央军委杨尚昆的办公室。谈完话，钱老回到国防科工委，把情况和我简单说了说。

　　就我的记忆，方、杨二位中央首长和钱学森谈话的主要精神是：“钱老啊（这是方毅的口气，而杨尚昆是称他“学森同志”），你当下届科协主席是众望所归，不是中央强迫你当，我们中央书记处也不能违背广大科技人员的意愿啊！我知道你的态度，书记处派我来做通你的思想工作，我觉得是件难办的差事。今天要是完不成任务，我没法回去向书记处交差”。方毅的话虽然说得恳切而又坚定，但钱老还是重申了他不当科协主席的理由：“我长期在国防部门工作，习惯了军队的一套。而科协是个‘群众团体’，不好管，当主席麻烦事太多。我年纪不小了，刚刚从国防科研第一线退下来，我想集中余生有限的精力，从事学术研究，这是我的所长。我不是块‘当官’的料，把我推上去也完不成组织上交给的任务。与其如此，还不如考虑其他人选为好”。他向方毅推荐了另外两位科学家的名字，说“他们都比我更合适”。

　　方毅针对钱老的意见说：“你想集中精力研究学术，这是好事，我支持。可以这么办，科协下届书记处的组成名单由你提出，成立一个强有力的办事机构。日常事务都由他们处理，不许他们拿那些杂七杂八的事来干扰你，你只需把把方向。你看这么办好吗？”

　　钱老还想说话，方毅没让他接话茬儿，随之便用一位中央领导人的口气说：“学森同志，你有什么困难，尽管提，所有的困难我们都为你解决，只是有一条，科协主席的名儿你必须挂。就算是挂名你也得挂”。

　　话说到这个份上，钱老似乎不好再说什么，迟疑的瞬间，方毅起身说：“我的任务完成了”。钱学森连头还没来得及点，方毅便握手告辞了。

　　连邓颖超大姐也亲自来做思想工作

　　知道钱学森思想并未通。杨尚昆又约他到三座门谈话。谈话回来，钱老简单对我说：“还是那件事，看来不答应是不行了。杨尚昆问我有什么要求，我就提了一件事，不当《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编委会副主任（钱老是第一版《中国大百科全书》编委会副主任，又兼《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副主任。接着要编《中国军事百科全书》，也要他当编委会副主任）。杨说‘这是我们军队的事，好办’。他拿起一号台电话，要通了军事科学院院长宋时轮（他是《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编委会主任）。从杨尚昆的电话听出，宋不同意。杨说你不要再说什么，就这么定了，让学森同志给你推荐合适人选”。杨尚昆虽然说定了，但宋时轮仍不想放弃。军事百科开会，还要通知钱学森参加。这就是到1986年3月15日钱老又亲笔给军事科学院院长宋时轮写信，推荐朱光亚接替他的工作，并拒不出席军科会议的原因（原信见国防工业出版社2007年5月版《钱学森书信》第3卷第99页）。

　　经过这两轮谈话，中央领导同志仍不放心，于是又请出邓颖超同志。邓大姐不仅德高望重，还是钱学森在北京师大附小念书时的老师，二人常常师生相称。邓大姐约钱学森到中南海谈话，这个面子钱学森就不能不给了。说到将要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事，邓大姐说：“这好办，我告诉政协机关，叫他们平时不找你的麻烦”。——这也是钱老回来对我说的。

　　当完一届科协主席，第三届中国科协到1991年换届，由于钱学森坚持不连任，大会选举朱光亚为中国科协第四届主席。朱光亚也只任一届，到1996年选周光召为五届主席。2002年科协又要换届，中央组织部的人员去钱老家，征求这位年已91岁高龄的老科学家的意见。中组部的同志说：“钱老，听说你当中国科协主席时有个规定，科协主席只干一届，是这样吗？”

　　91岁高龄的钱学森仍头脑清晰，思维敏捷，他幽默地说：“没这回事，我从来不搞‘土政策’，我那时说的是指我自己”。一句话，把中组部的年轻同志逗乐了。

　　这就是我所知道的钱学森当选中国科协主席的经过。

　　一辈子没向组织提过任何待遇问题，倒是主动要求过降低待遇

　　《钱学森书信》中有许多请辞各种职务和拒不担任一些职务的信，如主动要求辞去国防科委副主任，坚决要求辞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还有辞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明奖评审委员会委员、各种学术顾问、名誉会长、荣誉教授等等。就连他亲手创建的中国力学学会要选他连任名誉理事长，他也写信拒绝，并提出“要打破学术地位终生制”。

　　读者从《书信》中会看到，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职务也是他晚年多次请求才辞退的。

　　一般说来，和地位有关的是“待遇”问题，人们之所以“恋位”的原因是怕降低了待遇。可以说，钱老一辈子没向组织提过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待遇问题，但也不尽然，他倒是不止一次向组织上主动要求过降低待遇。刚回国时领导上给他家配了一名一级厨师。他觉得自己家里也就是吃点家常便饭，放着个一级厨师是浪费人才。于是他要求组织上把一级厨师调走，由部队选派一名战士当炊事员。部队的做法是选一名政治思想合格的新兵，到京西宾馆培训三个月，就去他们家上岗。有的人出于好奇，常常问我钱学森这样的大科学家成天吃什么好东西？我的回答是：经过三个月培训的小战士，你说能做出什么好吃的东西？

　　在我们国家，住房标准也是一个人享受什么待遇的重要标志。钱老自从上世纪60年代初搬进航天大院以后就再没挪过窝。我之所以用“窝”来形容，是因为那实在是一座太旧的公寓单元房，墙上还有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留下的裂纹和加固筋。他当上全国政协副主席以后，组织上曾不止一次想给他按标准盖一座小楼。我们工作人员也希望钱老的住宿条件得到改善。若有一栋小楼和一个小院，他可以在院子里晒晒太阳，有利于身体健康。当我劝他同意建房时，钱老总是说：“我现在的住房条件比和我同船归国的那些人都好，这已经脱离群众了，我常为此感到不安，我不能脱离一般科技人员太远”。到后来我劝他说：“钱老，现在都90年代了，一般科技人员的住房条件都有很大改善，和您同船回国的许多人都评上院士，住进了新盖的院士楼，您说的那是老黄历了”。钱老摇摇头说：“你别再提这个问题了。我在这儿住了几十年，习惯了，感觉很好，你们别折腾我，把我折腾到新房子里，我于心不安，心情不好，能有利于身体健康吗？”从此，我理解了他老人家的思想境界，再也不向他提房子问题了。但是，一些去过钱老家的人都感到，他住的房子实在太旧了，房间也小，有人甚至为钱老鸣不平，说“大科学家住小房子，太不合理了”。但钱老本人却心境平静，把一些世俗之人追求的金钱、荣誉、地位看得比一池清水还淡。

　　这，就是一位人民科学家的思想风范！

　　钱老刚刚去世，作为跟随他20多年的老秘书，我怀着十分悲痛和崇敬的心情把这一段不为人知的经历写出来，以告慰钱老，留给后人。愿钱老这座丰碑永远留在我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