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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深圳每年参与体检者大概有90万人，其中4.5%是乙肝病毒携带者。
“在国家卫生部关于体检指标的正式文件出台前，深圳先暂时取消在所有检查指标中的乙肝指标，至于甲型病毒性肝炎和戊型病毒性肝炎是否纳入体检指标，还要等待卫生部的正式文件。”——深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门诊部主任汪武新
今年7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正式实施，其中将受到限制的“病毒性肝炎”明确界定为“甲型病毒性肝炎、戊型病毒性肝炎”，把乙肝排除在从业禁忌传染病之列，这意味着乙肝病毒携带者可以依法取得食品从业健康证。
今年9月1日，杭州22岁的雷闯以乙肝病毒携带者身份拿到了中国第一个健康证；9月3日，安徽一名乙肝大三阳携带者也领到了健康证。
政策的放宽和其他城市的突破，开启了深圳乙肝大三阳携带者黄铮(化名)的健康证申请维权之路。
昨天，对于江西宜春小伙子黄铮来说，是一个开心的日子，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他终于拿到了深圳第一个“大三阳”没有经DNA检测后的食品行业健康证。同时，从昨日起，深圳从业人员健康检查时将暂时取消乙肝检查项目，乙肝病毒携带者可以领取健康证了。
从辞工到行为艺术，再到提出诉状，黄铮不屈不挠，但拿到健康证的他并没有高兴起来，虽然政策已经为“乙肝病毒携带者”解禁了，但他们头顶上的那顶“帽子”仍然戴着，社会对其歧视依然存在。
“同事知道我有乙肝，把我赶出了合租房”
看到别的乙肝病毒携带者拿到了健康证，黄铮特地辞去了在龙岗平湖的工作，开始了自己的“申请健康证”之旅。
“深圳也应该开启这扇大门。”黄铮说。
今年9月2日，满怀希望的黄铮向政府热线12345咨询了深圳关于乙肝携带者办理健康证的相关政策，但没有得到回复；9月5日，他来到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咨询，并参加了深圳市饮食行业和公共场所从业人员需进行的体检项目，其中就包括乙肝检查。
9月8日，黄铮的体检结果出来了，但领健康证的期望幻灭了。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门诊部主任汪武新告诉他，根据目前深圳的有关政策，不能给他发放健康证，同时，建议他做“二对半和转氨酶”的复查。
黄铮失望中带着一些不满，他不能接受复查的建议。
“既然《条例》已经为乙肝病毒者从事食品餐饮行业解禁了，就没有必要再做任何检查了，这是我们应该享有的权益。”黄铮说，“我这么坚持并不是为了我一个人，希望能从我开始来打开深圳为乙肝携带者办理健康证的这个关口。”
“我要享有与别人同等的权益。”黄铮告诉记者，从得知自己是乙肝病毒携带者那天开始，这顶“帽子”就一直压在他的身上，也给他的生活带来了阴影。
2001年高考前夕，黄铮在体检中被查出为“乙肝大三阳病毒携带者”。
“这也是我第一次听说‘乙肝病毒携带者’这个词。”黄铮说，当时他并没有意识到“乙肝病毒携带者”这个身份将会给他以后的生活带来阴影。“高中毕业后，我去厦门找工作，当时我想找个不需要健康证的工作，结果找了半年都没有找到。”
“我知道自己是‘大三阳’,所以我都不敢去办理健康证。”黄铮说。
没有健康证，黄铮“从来不敢想去比较正规的工厂找工做”。2004年，他来到深圳，找工作也只能被局限在“不需体检的小工厂、小公司”。同时，他在生活上也遭到了别人的歧视。
“当时在一家小工厂打工，合租住在一起的同事无意中知道我有乙肝，就把我赶出了合租房。”黄铮无奈地说。
屡次申请未果，状告卫生部门
在首次领取健康证失败之后，黄铮在国庆前又多次向深圳市疾控中心进行申请，但同样没有成功。为了维护自己应该享有的权益，9月25日，黄铮在罗湖区田贝一路进行了一次反歧视乙肝的街头行为艺术表演，用白布包裹全身表达“我有乙肝不是罪”的心声。
在汪武新的建议下，9月28日，黄铮再次到市疾控中心做乙肝复查，但结果仍是“大三阳”，仍不能领取健康证。
10月12日上午，黄铮再次到卫生局进行协商时，带着碰碰运气的心情拿着办证体检凭条在自动办证机上刷了一下，出乎意料的是，自动办证机显示可以拿健康证了。但工作人员却告诉他那是系统出错，要收回健康证。
“既然要收回健康证，我就要求他们写一张凭条给我，但被拒绝了。”黄铮说。
也正因为这个意外，促使黄铮于当天下午在代理律师的陪同下，向罗湖区人民法院递交了详细材料，一纸行政诉状把深圳卫生部门告上法庭，其理由是“深圳市卫生和人口计划生育委员会违反了《食品安全法》的相关规定，拒绝为他办理健康证。”
这起诉状被黄铮和他的“乙肝病毒携带者盟友们”视为“全国健康证第一案”。
据汪武新介绍，之前深圳从业人员办理健康证时，乙肝是办理健康证必须体检的一个项目，且全市包括市疾控中心在内的32个颁发健康证的卫生行政单位，进行健康检查所执行的都是同一个判定标准。
“《条例》中明确了健康检查等事项将根据各地的情况来定，深圳的健康检查项目和相关规定是根据省卫生部门制定的，在省里没有出台新政策之前，深圳只能执行原来的政策。”汪武新曾向黄铮这样解释。
“根据深圳之前从业人员的体检标准，乙肝携带者转氨酶正常，又是‘小三阳’的话，就能领取餐饮行业和公共场所健康证。”汪武新表示，如果检查结果是像黄铮一样的“大三阳”，就不能领取健康证。“要领证的话，还需要做一个DNA病毒检测，确认DNA病毒没有复制、没有传染性之后，才可以办理健康证。”
他透露，深圳早已有“大三阳”领取健康证的先例，“不过目前发放的不多，大概只有3—4例，主要原因是大部分“大三阳”患者不愿意做DNA病毒检测。”
据他介绍，深圳每年参与体检的人数大概有90万，其中4.5%是乙肝病毒携带者，而其中又大概有2.8万人能拿到健康证。
“心理的压力和顾虑还有很多”
向法院递交了诉状后，黄铮一直处在矛盾中，“走到状告卫生部门这一步实在是没有办法”。
在矛盾中等待法院通知的同时，昨天上午，黄铮接到了汪武新的电话，要他下午去市疾控中心一趟，但没有告诉他去做什么。下午2时，赶在上班前，黄铮到了市疾控中心，汪武新和一名副主任谢远辉接待了他，并立即发给他一张健康证。
“乙肝病毒携带者可以领健康证了？”从汪武新手中接过健康证后，黄铮迫不及待地向工作人员询问。
“这项政策已经实施，深圳乙肝病毒携带者可以领取健康证了。”谢远辉如实告诉黄铮。
得知卫生部门明确的答复后，黄铮才松了口气，“一个多月的抗争终于有了结果”。
汪新武告诉记者，经过最近一段时间深圳卫生部门和相关专家的讨论，决定修改正在执行的从业人员健康体检标准，“在国家卫生部关于体检指标的正式文件出台前，深圳先暂时取消在所有检查指标中的乙肝指标，至于甲型病毒性肝炎和戊型病毒性肝炎是否纳入体检指标，还要等待卫生部的正式文件。”
深圳是否会跟上海一样，把食品餐饮行业健康证与公共场所健康证分开，实行两种健康证？汪新武称“深圳仍实行一种健康证，采取简单化管理。”
“昨天就有10多个‘大三阳’拿到了健康证，下周，全市32颁发健康证的卫生行政单位都会统一执行。”汪新武透露。
在黄铮领到健康证不久，他也接到了罗湖区法院的电话，告诉他法院已经受理了他的案子。
但黄铮并没有立即撤销起诉，“现在还不能完全确定所有乙肝病毒携带者都能拿到健康证。”是起诉，还是撤诉，“周五才能决定。”
拿到第一张食品行业健康证的黄铮并没有高兴起来，他神色凝重，紧皱着眉头。
“心理的压力和顾虑还有很多。”黄铮告诉记者，“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是乙肝病毒携带者，这对我以后找工作可能有很大影响。”
福田区一家酒楼的负责人刘先生告诉记者，乙肝一直是其酒楼员工健康检查中必须检查的项目，“我们的员工每年都接受健康检查，都有健康证，如果店里有员工被查出有乙肝的话，我们一定会辞退，这是为顾客的健康着想。”
对于目前依然存在的乙肝歧视，黄铮期望“政府再出台更完善的政策，规定在没有法律的允许下，如果不是被检者主动要求，用人单位不能检测乙肝，以保护我们的隐私”。
“很多人都认为乙肝在日常交往中也会传染，其实乙肝只会通过血液、母婴和性接触三种途径传播。”黄铮说，“我觉得政府应该多进行公益广告、科普知识的宣传活动，让市民充分了解乙肝，减少对乙肝病毒携带者的偏见。”
文／本报记者向雨航实习生林小敏 图／本报记者鲁力
记者手记
“摘帽”比“解禁”更漫长
新政策的实施是一件鼓舞人心的事。
为了那张小小的健康证，黄铮经过一个多月的“抗争”，终于拿到了它，也如愿打开了深圳健康体检指标的“口子”：乙肝不再纳入从业人员健康体检指标，不管是“小三阳”还是“大三阳”，都真正从政策法规的限制中“解禁”了。
拿到健康证后的黄铮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高兴和轻松，因为在别人的眼里，他还是一个“乙肝病毒携带者”，还戴着“传染病”的“帽子”。
在采访中，尽管不少市民对乙肝病毒携带者并不如以前那么畏惧，但大多数人仍表明了自己的担忧。社会对乙肝病毒携带者的错误认知依然根深蒂固。
或许法律和规范能维护权益，保护隐私，但不能改变认知，要改变大家对“乙肝病毒携带者”长期存在的所谓“认知”，摘掉他们头上那顶“帽子”，并不是在一个月、一年里所能做到的，这更需要多方、长时间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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