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瓶“下饭”

　　作者：谢宏章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我比新中国小10岁，刚好年过半百。在举国上下即将迎来共和国60岁华诞之际，回想起自己曾经走过的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一幕幕人生往事再一次清晰地浮现眼前——

　　六十年代，上小学时，家里没钱，一家人吃的，全是生产队分的粮食和自留地种的蔬菜。

　　虽然没钱，但也不能动“歪”脑筋。在那个物产奇缺的特殊年代，按照规定，即便是自留地种植的农作物，也不可随便拿到农贸市场上卖钞票。否则，将被视作“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成“资本主义尾巴”，列入被“割”的对象。

　　为了维持生计、贴补家用，母亲只好偷偷地将家鸡蛋一个个积攒起来，等凑足了大约两三斤时，再去自留地里割些青菜、摘些豆角，又从家里的米缸里取几斤大米，连同鸡蛋一起，半夜准备妥当，天未亮就出门，小心翼翼地挑到四五里外的集市卖掉。用卖得的钱再扯几尺棉布、打几块豆腐回来。

　　哪天家里有豆腐“进门”、上桌，就算是不错的伙食了。每当此时，母亲都会把豆腐一块块地切开，在“尺六锅”里放上一小汤匙棉油——用棉花籽提炼出来的食用油，在当时跟粮食、棉布一样紧俏，实行按人口凭票供应，每人每月一两左右——再把豆腐煎熟，放进玻璃瓶里，一层层码好——一层豆腐一层盐，再一层豆腐一层盐——这样盐多放以后既可省着吃，又可防止变质，利于保存。

　　装在瓶里的豆腐，大家都让着吃、省着用，一餐只吃一两块，一瓶要吃好几天。

　　“下饭”(在方言中指菜肴，也就是平时口语所讲的小菜——陪饭下肚之物)都很少进门，想吃零食就更难了。但越是吃不上就越是想吃，所以小时候嘴特别馋，天天盼过节。因为只有过节时，才有机会改善生活、吃上零食。象立夏茶叶蛋、端午粽子包、春节年糕汤，都在童年的记忆里，深深地扎下了根。难怪每次离节日还有好几个礼拜就开始等啊、盼啊，掰着指头算时间，算计着再过几天可以过节可以吃什么穿什么。

　　记得有一年，好不容易盼到了立夏。母亲一大早就起来煮茶叶蛋。等我们起床洗漱完，母亲就分给我们兄弟姐妹5人每人一个。开始时，大家都舍不得吃，各自找来绒线打了“蛋套”，把茶叶蛋装进套里、挂在胸前，甚是高兴。可我一不小心，把蛋给弄破了，眼泪“唰”地一下流了下来。

　　最高兴的是过年。每当腊月二十一过，家家户户就开始张罗、忙碌起来，杀鸡、宰猪、炒蚕豆、晒著片……遇到好年景、赶上好收成，说不准还能穿上件新衣服，还可向母亲要几个零花钱，去附近小店买上斤把散装饼干，边吃边哼着小曲，连蹦带跳跑回家。

　　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了七十年代读高中时，依旧没有多少改观。

　　高中是在位于县城的镇海中学读的，当时高中学制只有两年，其中一个学期在农场劳动，其余3个学期除去学工学农学军社会实践活动，实际学习时间不到一年。学校离家约20里路，每周回家一次，来回都是步行。每次去学校，书包里装的，除了几本薄薄的教材和本子外，还有两瓶装得满满当当、挤得严严实实的“下饭”。但到了周末回家时，这两瓶“下饭”早已变成了两只“下饭”瓶，空空如也。

　　在家待上一天，帮大人干完活计后，又该回校了。每次返校前，母亲都是早早地开始帮我张罗准备，为的就是要装满这两只“下饭”瓶。

　　一瓶是“油盐蚕豆”。母亲先从储物间的箩筐里取出生蚕豆，放在锅里用盐炒熟后再浇些油，使蚕豆和油盐沾成一体，便成了一道美味可口、又香又脆的菜——“油盐蚕豆”——既可下饭又可当零食吃，冷却后即可装瓶。

　　另一瓶是“油炒咸菜”。母亲从咸菜缸里搬开“咸菜石头”，拨开浮在上面的劣质咸菜，从中间部位掏出一大把质量最好的咸菜，洗净、切碎，放在锅里翻炒，足足有一大锅。母亲将这道色香味俱全的咸菜，用力地挤压在另一只备用的“下饭”瓶里，一切就绪后递到我的手里。

　　返校时，小心翼翼地放好母亲给的每周两元生活费，左肩扛米袋，右肓背书包，急匆匆地赶回学校。书包里装的这两瓶“下饭”——“油盐蚕豆”和“油炒咸菜”，便是接下来一周“下饭”用的全部菜了。

　　在学校，每当到了用餐时间，只要去食堂“搭伙间”取来自己那只已经蒸熟了米饭的饭盒子，再打开这两只“下饭”瓶即可用餐，食堂准备的各式菜肴很少购买，因此无须再去排队，倒也省去了不少排队、等候的时间。

　　两瓶“下饭”——一瓶“油盐蚕豆”、一瓶“油炒咸菜”，从高一开学一直吃到高二毕业，吃完再拿，拿了再吃，整整两年，百吃不厌。

　　30多年过去了，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寻常百姓的生活早已今非昔比。随着岁月的流逝，许多往事都已随风而去，唯独这两瓶“下饭”却始终在自己的脑海里挥之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