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露天电视

　　作者：苗忠表

　　今年是我们亲爱的祖国诞辰60周年纪念盛典，回望起昔日走过的蹉跎岁月，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曾经遇到或经历过的一些人和事来。轻轻撩起记忆的窗幔，一缕耀眼的光亮便照进了我的心房。哦，我仿佛又看到了那台久违的黑白电视机，在瓜果飘香的渔家小院里，泛着微微抖动的雪花，正如火如荼地播放着一部又一部早已埋藏在我们记忆深处的经典老剧……

　　我的老家在浙江舟山临城南部的一个偏远小渔村。小时候没有电灯，一直用火油灯照明。1979年夏天，从城里拉过来的电终于通到了我们这个仿佛被世人忘却的渔家村落。自从通了电，入夜，每户渔家都点起了明亮的白炽灯，而我家的电灯还是限时供应，因为奶奶在世的时候，是一个“抠门”的小脚老太太，“限电”，就是她老人家为了心疼爹赚来的那几个辛苦铜钿钱，才出的“馊主意”。

　　其实那个时候也不是我们一家“限电”。渔村人为了省钱，吃过晚饭，就一家家把闸给拉了，整个小渔村顿时暗淡下来。以前，每逢天黑，我们这些毛头孩子都是早早钻进被窝，一觉睡到大天亮。但后来就不同了，一入夜，大家开始变得精神抖擞起来，因为整个小渔村还有一处光明在为我们守侯着……

　　离我家不远的介丰里，是一处错落有致的自然村，一色低矮的黄瓦房交错其中，看不出有啥特别之处。但当时在我们眼里，入夜的介丰里充满了勃勃生机，因为整个小渔村只有这里才是灯火通明，一台十四寸黑白电视机正咿咿呀呀地唱着歌……

　　怀念家乡的露天电视。是它，给了我莫大的精神享受，是它，让我度过了一个快乐的童年时光，更是它，使我懂得了那段艰苦岁月里的真、善、美。

　　那时候，我们小渔村只有这么一台电视机，它的主人是介丰里一位标致的渔家姑娘，名叫朱国琴。听说，这台全村唯一的黑白电视机还是她的嫁妆呢。

　　一入夜，朱国琴的准夫婿总会搬出一张八仙桌放到屋前的道地上，然后从里屋抱出那只盖着红丝巾的黑白电视机小心翼翼地放到桌上，她则搬出长凳、竹椅、小甄盆等所有能坐的工具，一股脑儿地在道地上排溜齐了。

　　原先只有居住在介丰里的老老少少涌到她家看这稀罕的行当，后来一传十、十传百，连邻近村庄的小伙姑娘们都赶来看这新鲜的玩意儿了。

　　我家离介丰里不远，只要拐过几个路口就到了。一听说介丰里要放“小电影”(那时候我们都称电视为小电影)，高兴得啥事都不做了，割猪草时想着小电影，下课放学时还是念叨着小电影。只要一放学，我和弟妹们就像野鸭子一样扑回家，然后将书包往屋里一扔，跟在邻家玩伴的屁股后面拔腿就往介丰里跑。娘冲出来声嘶力竭地喊：“小鬼！猪草不割，晚饭不吃，作业不做，瞎忙乎啥啊！”我们都装着没听见，拐进墙角跑了个没影。

　　天还没有完全黑下，道地上空无一物，我们就在介丰里那曲里拐弯的弄堂间互相追逃疯玩着。好不容易等来了那个刚从地头割完雪里蕻的准新郎倌。那时候说来好笑，我们对他拍足了马屁，几个年纪大点的帮着他把沉重的雪里蕻担子一起扛进储藏室，年纪稍大的则帮着将井里的水打上来，把他丈母娘家门口的那只七石缸灌得满满的，好让他将脚上的泥浆快点洗干净了，小不溜秋的鼻涕孩也很自觉，帮准新娘搬出长凳、竹椅、小甄盆，将整洁的道地“填”得满满的。每个人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盼着“小电影”能早点开演。

　　电视机“沙沙”地响了起来，原先抢座位时的“叽叽喳喳”声顿然消停了。大伙儿的眼睛都贼溜溜地盯着雪花四溅的屏幕。那时候的电视信号很弱，一有风惊草动，就出不了人，每每此时，几个年大的孩子总会跑到墙角，帮着准新郎倌一起晃悠那根竹竿做的天线，不一会儿，一群扛着三八大盖的人雄赳赳气昂昂地跑了出来……　那时候的电视节目很单一，基本上都是一些传统的战斗和武打故事片，《南征北战》、《小兵张嘎》、《两个小八路》、《沙家浜》等等。每每看见游击队或八路军同日本鬼子打仗，我们的心都绷得紧紧的。要是好人打了胜仗，我们就浑身来劲，拍着手大声笑，甚至还使劲咂呼：“冲啊！打死那些日本鬼子！”若是好人被抓去杀头或枪毙，大伙儿都鸦雀无声，有的小孩还偷偷抹着泪，仿佛那个被抓去的好人就是自己亲人似的……

　　一晃三十年过去了，虽然这曾给我们童年带去过诸多欢乐的露天电视早就绝迹了。在党的改革春风沐浴下，现在，我们每一户渔民家都看上了大屏幕彩色电视，有的还装备了高清晰液晶电视。坐在宽敞明亮的居室里，悠闲地享受着高科技带来的视觉快感，心里不免有些感慨：如果要给三十年改革开放写一首壮丽史诗的话，那“民生”必然是意蕴丰富的“诗魂”；如果要给三十年风雨历程谱一曲时代华章的话，那“民生”必然是撼人心魄的最“强音”；如果要给三十年改革开放描绘一幅精致长卷的话，那么，“民生”绝对又是这枝神来之笔不可或缺的“点睛”之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