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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大土改:3亿农民分田立命
http://www.cnnb.com.cn  中国宁波网   08月05日 1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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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12日闭幕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会对农村制度建设做出了具体部署: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我国农村改革最重要的制度性成果。

  农村土地改革始于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978年的一个冬夜,该村18人按下手印,搞起“包产到户”,一时惊天动地。从偷偷摸摸到得到肯定,小岗人在几年内迅速“冒尖儿”。随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广大农村推广开来。21世纪,小岗开始第二次“革命”:通过土地流转,将土地集中起来,搞合作化经营。从“大包干”到回归合作化,小岗在内外的纷争中再次转身。

  秘密会议

  严金昌也要讨饭了。

  他家的日子原本还可以。1975年,他在不到5分的自留地里种了生姜、辣椒、大葱,祖父留下来的近20棵柿子树长满柿子,再加上养的两头肥猪,一年收入几百元。到小市场上买回粮食,够一家9人糊口了。但是,他家因此被当成“走资本主义”的暴发户,接连被大队、公社批判了好几场。

  此后,他便和父母兄弟分头出去讨饭,北到徐州,南到南京,“走南闯北”。只有他的妻子没有出去过,在家里挣工分。在他的安排中,好劳力要去讨饭,弱劳力呆在家里挣工分,反正“干多干少一个样”。正值壮年的严金昌不愿讨饭,但要想不饿肚子,似乎别无他法。

  1959年到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小岗村饿死了67人,绝了6户人家。1978年,凤阳遭受特大旱灾,饥饿的阴影再次笼罩在小岗人头上。作为一个生产队,小岗“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大集体”的弊端不断显现,人们的怨言在私下里扩散。当年,凤阳开始“分包到组”,试图改变粮食产量低下的状况。但这一招在小岗并不见效,20户人家从两个小组分成8个小组,仍不见好。

  其实大家都知道该怎么办。严金昌说,当时,大家的自留地都种得很好,为啥合在一起就弄不好呢?因为弄好了也不一定是自己的啊!在田间地头,开始有三三两两的村民议论着,干脆分开来干!

  1978年11月24日,严金昌吃过晚饭,来到了严立华家。严立华家有两间茅草房,平时是村民们聚会的“据点”。在这个初冬的夜晚,小岗村20户农民有18户的户主在场,只有关友德、严国昌两位户主外出讨饭,没有到场。

  在此之前,队里的三个干部严俊昌、严宏昌、严立学已经碰过头,决心“大包干”。开会时,大家都在抽烟,茅草屋内弥漫着呛人的烟味。严立华跑到后屋看看,发现老婆安静地待着,没过来凑热闹的意思。对这个会,他格外谨慎。在私下联络时,村民已相互约定不让女人知道,“怕她们嘴快,说出去。”

  当时的有关政策中规定:“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小岗人知道问题的严重性。因此,即便是私下都同意了,在会上也不敢贸然提出来。

  最终,副队长严宏昌打破沉默,“我们队委会三个碰了个头,打算分田到户,瞒上不瞒下,但有一条,各家要保证交足公粮……”

  窗户纸捅破后,现场热闹起来。“谁要说出去,就不是他娘养的!”严金昌和大家一起诅咒。

  老农严家芝说:“万一被上头发现了,你们几个干部弄不好要坐班房,你们的大人小孩怎么办啊?”

  “你们是为我们村民出的事,到时候,我们谁个也不能装孬,全村凑钱凑粮,把你们的小孩养到18岁!”另一位年长的村民答道。这一提议得到村民的附和。

  随后,在煤油灯光中,高中文化的严宏昌在一张白纸上写下“保证书”:

  “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刹(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

  严宏昌把自己的名字写在最上面,下面依次是其他19户户主的名字。他和严立学、韩国云在自己的名字上盖了章,到场的另15人在自己的姓名上按了手印。外出讨饭的关友德的手印,由叔叔关庭珠代按;严国昌的手印由其儿子严立坤代按。

  星火燎原

  队里的土地按人均4亩半划分,严金昌一家分得约40亩地。第二年,严金昌在这些田地里种上了水稻、花生、山芋等农作物。没有人再偷懒,一家老小没日没夜地在田地里干活。

  秋收后,严金昌家里堆满了稻谷、花生、山芋。交足公粮后,还剩下几大堆。他将山芋都切开,晒成山芋干,准备保存得更久。

  小岗没人羡慕严金昌,因为家家都丰收了。当年,小岗全队粮食总产13.3万斤,相当于1966年到1970年粮食产量的总和;油料(主要是花生)总产3.5万斤,相当于过去20年的总和。小岗全年的粮食征购任务是2800斤,过去23年颗粒未交,当年上交24995斤,超额7倍多。由于生产发展,村民收入大大提高,全队农副业总收入47000多元,平均每人400多元,是上一年的18倍。

  看到小岗人分开干得到了好收成,附近的生产队也悄悄“瞒上不瞒下”,包产到户。

  1979年,中国农村改革还处于起步阶段,“包产到户”、“分田单干”还是中国农业的“禁区”。当年,中央多次发文,坚持“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在此形势下,凤阳县委宣布,该县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

  在此情况下,小岗所在的梨园公社要求他们再“并起来”。经常到小岗观察形势的凤阳县领导陈庭元支持小岗:只要你们交齐国家征购、集体提留,并带头还贷款,还叫你们干下去。尽管如此,其他生产队以“小岗不并,他们就不并”为由,让公社很为难,让小岗并起来的声音仍不绝于耳。小岗人单干得战战兢兢。

  1980年1月24日,安徽省委书记万里来到小岗村。在严宏昌家开的座谈会上,万里对小岗的包产到户明确表示:“地委批准你们干3年,我批准你们干5年。”对于有人批评小岗在“开倒车”的说法,万里说,只要能对国家多做贡献,对集体能够多提留,社员生活能有改善,干一辈子也不能算“开倒车”。谁要说你们“开倒车”,这场官司由我跟他打去。

  当地一名领导问:周围群众都吵着要学小岗,怎么办?

  万里说,学就学呗!

  万里不仅批准了小岗的包产到户,而且批准小岗的经验可以学习。严金昌、严宏昌说,万里讲话后,他们悬着的心才放下来。

  当年4月2日,邓小平对万里等人谈话时强调,政策一定要放宽,使每家每户都自己想办法,多找门路,增加生产,增加收入。有的可包产到组,有的可包给个人,这个不用怕,这不会影响我们的社会主义性质。

  这是“文化大革命”后,中央领导人首次对包产到户做出肯定的表态。此后,小岗模式在全国广大农村逐步推广开来。

  20年不变

  包产到户后,严金昌家的日子改变很快。1982年,他买了一辆小四轮和一台收割机。小四轮可以跑运输赚钱,收割机除了帮自家收割庄稼外,还可以租给别人用。次年,他就搬出了茅草房,住进了砖瓦结构的新平房。和严金昌一样,多数小岗人在这几年完成了住房的更新换代。

  包产到户红火几年后,小岗人遭遇新问题。严金昌说,因为粮食产量的大范围提高,卖粮越来越难。粮食卖不出去,价格降低,换不成“现钱”,添点农具、机械啥的都难了。

  因此,从平房到楼房的转变,小岗人慢了些。直到1995年,严金昌全家合力给儿子盖了一栋二层小楼,这在全村还算很早的。

  “一夜越过温饱线,20年没过富裕坎儿。”严金昌认为,直到今天,他们也只能算是解决了温饱问题。事实上,除了在改革开放20周年的仪式上得到了意外的馈赠外,小岗和广大安徽农村一样,经历着粮价波动、罚款摊派、增产不增收的历史种种。严金昌说,那时,喂猪要交生猪税;买了辆小四轮,除了机械管理税,还有养路费、监理费、检测费;不管田里有没有“特产”,都要交“特产税”。

  在这20多年里,小岗人沿袭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向明星村学习

  同样在这段时间里,我国南方、华东地区包括安徽东南部一些乡镇和农村开始了新一轮发展浪潮:兴办乡镇企业、推进个体私营经济、发展规模农业。

  此间,严宏昌提出办一个制砖的轮窑厂。小岗村委会经过激烈的争论,否决了这个想法。此后,他又引进了好几个办厂的项目,但都没有搞起来。

  因此,20多年来,粮食依然是小岗人的主要收益。严金昌认识到,光靠承包经营的那些土地,想发财太难。

  当时,南街村只有一支70人的农业队伍从事1000亩耕地的农场生产;而在大寨村,2004年农业的直接收入仅占到该村总收入的2%。还有一组数字令小岗人感到汗颜:2002年,大寨村经济总收入突破1个亿,农民人均收入达到4000元;南街村在1.7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创造出了年产值14个亿的奇迹;而到2003年,小岗村人均收入只有2100元,离“小康”标准相距甚远。

  “改革开放第一村”落伍了。有人高呼:“小岗走了一条越走越窄的小农经济道路。”

  通过电视新闻,严金昌对外面的“发达”略有耳闻,“羡慕那些明星村,更羡慕他们有好的带头人”。

  2004年,他们迎来了沈浩,第一个“非岗人”当上小岗村的党支部书记。“这些年,小岗没有发展起来,最核心的原因就是缺少一个好的领导班子,缺少一个好的带头人。”沈浩直言。

  上任之后,沈浩带领村民到南街村等明星村学习取经,“沈浩思路”在争议中提出来,在争议中试图引领这个小村重塑辉煌。

  回到“集体”

  “沈浩思路”很明确:通过土地流转,重新把土地集中起来,成立“合作社”发展集体经济。

  这一思路提出来后,在小岗村和外界引起轩然大波。有媒体惊呼,当年率先打破“人民公社”大锅饭、率先搞“大包干”的小岗村,要重新回到“大集体”了!而小岗人对此的态度也分成两种,支持者对单纯粮食生产增收不再抱有希望,可以走新路尝试尝试;反对者认为“没有比一家一户更好的政策”,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害怕一旦被收回,将失去立身之本。

  两种观点激烈地交锋。经过两个月三次会议的讨论,小岗人同意了村委会的意见,将承包的1400亩土地以集体名义入股,成立“合作社”。在“沈浩思路”中,把土地集中后,将进行土地整理,形成大块的平地,“最理想的是招商引资,引进龙头企业。”农民租出土地,按每年每亩地500元获得租金。

  严金昌是“沈浩思路”的支持者。他将自家的10多亩地拿出来,让上海一家公司办商品猪养殖基地。因此,他也进入基地当上工人,每月有800元的工资收入。养猪基地最多时有8名工人。2006年因为种猪生病,规模减小了,严金昌当上“场长”,下面只有两名工人。

  除了养猪厂,小岗村还搞起了600亩的葡萄种植区,由大学生带动的双孢菇种植占地百余亩,也发展得如火如荼。

  沈浩介绍,小岗有一个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下设现代农业公司、工业发展公司、旅游公司、文化传媒公司、物业公司和商贸公司,还将引导农民建立一个“资金互助合作社”。他坦言,引进龙头企业只是创造了条件,还没有“结果”。面粉厂、钢构厂等项目都在筹划阶段,还没正式“落户”。

  对这几年的发展,严金昌说“还可以”。他的5个儿子,一个在外面开车跑运输,4个都进了本村的合作组织打工。2007年,小岗全村人均纯收入6000元,成为“安徽省百镇千村新农村改造计划”试点村,绝大多数人都住上了楼房,拥有了冰箱、洗衣机等家电。

  去除光环

  9月5日,芜湖一家六口人到小岗村参观。到中午,没找到吃饭的地方,就来到严金昌二儿子家开的小卖部里,买了几袋面包“凑合”。

  严金昌说,现在来小岗村“旅游”的人越来越多了,小卖部的生意也好了不少。

  利用“改革开放第一村”的光环,发展红色观光旅游是小岗的一个重点。“大包干纪念馆”正在重新布置、装修,“当年农家”保留大包干时的农家风貌,时刻等待着游客观赏。

  为了解决游客接待问题,小岗已经确定了发展“农家乐”的方向。9月12日,沈浩告诉记者,小岗已经确定4户村民作为“农家乐”示范户。几天后,将有一个120人的团体到小岗旅游体验,都住在农家乐里。

  在严金昌的眼中,理想的生活就是住在装修不错的楼房里,腰包鼓鼓的。现在缺少的,主要是腰包不鼓。今年3月,小岗村与附近的石马、严岗合并。根据小岗村村委会提供的材料,合并后的小岗村有23个村民组,849户,3823人,承包耕地8713亩。刚刚闭幕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宣布,要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

  对沈浩而言,实现“严金昌们”的愿望,空间更大了,困难也更多了。沈浩确定的合作化发展方向,进展并不顺利。一部分农民的土地加入了合作化,更多土地还没有加入,对此的争论和观望还在持续。长期关注小岗村的作家温跃渊说,小岗人对大包干有一种特殊情结,他们很眷恋过去的形式,观念的改变需要时间。

  沈浩承认,让小岗人转变观念是他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改革开放第一村的光环是一个包袱,我们要甩掉包袱往前走。”沈浩说,继承大包干的精神,不断创新,小岗一定能重新崛起。

 
稿源: 中国经济网  编辑: 新闻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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