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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13日至7月15日，国家图书馆在总馆南区学术报告厅为任继愈先生设置了灵堂，供社会各界人士吊唁。图为在灵堂中最接近遗像的位置，摆放着任继愈子女敬献的花圈，上面写着“爸爸，我们永远怀念您。”。 新华网 俞玮 摄
十三日的北京，雷阵雨一场接一场，落在地上，湿在人心。著名学者任继愈的灵堂今日在国家图书馆学术报告厅对公众开放，前来吊唁的人群络绎不绝。
洁白的灵堂，高挽黑纱。由绿叶、黄白色菊花组成的“心”型簇拥着任老的遗像，照片中的任老满头华发，侧面凝眸，仿佛正在倾听，又仿佛正在思考。
“整齐经史百家权衡三教，总持国家大项领袖群伦”，年近八旬的北大教授白化文出口成章，“我的老师大都不在了，现在连任老也走了”。
“任老的逝世，是中国哲学界、宗教界的巨大损失”，中国人民大学孔子学院院长张立文说，任继愈是中国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哲学和宗教的第一人，也是中国哲学界和宗教界的泰斗。
一九五九年，毛泽东与任继愈之间进行了一次关于宗教问题的谈话。当毛泽东听说任继愈在北京大学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进行佛教研究后，便称他是“凤毛麟角”，并表示，宗教问题很重要，要开展研究。五年后，任老受命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并任该所所长。这是中国第一所宗教研究机构。
“他提携后学，关爱年轻学者”，张立文至今记得八十年代初自己一部五十万字手稿的作品请任老作序，“当时可没有电脑，任老就一个字一个字地看，不仅写了序言，还帮我指出许多不当之处”，这位七十多岁的老人表示，他一直谨记任老的一句话：“年轻人应该有坐冷板凳的精神，才会有学术成就”。
任继愈一生勤奋治学，勇于创新，始终站在学术研究的最前沿。他提倡沉潜笃实的学风，有几分把握说几分话，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任继愈曾四次译注老子，因为他认为“昨日之我与今日之我是有差距的”，随着人生经历的丰富，认识也加深一层，甚至修改前面的谬误。
低调、平和，几乎是所有人对任继愈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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