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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
以学问报效祖国是两位大儒不约而同的人生目标，这是他们勤勉治学、勤谨做人的动力所在
“道之将废也，文不在兹乎？”任继愈曾以此句总结20世纪中西文化接触之后，中国有识之士对社会变革与国家命运的深刻反省。
“春秋战国在中国历史上曾被认为是个大变革，它与‘五四’以后的变革相比，简直微不足道。”任继愈说，“西方侵略国家挟其船坚炮利的余威，给中国的经济生活以破坏，连带引起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以至家庭生活的变革。”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在两位大儒的履历中，有着太多的不同，又有着数不清的相似，以学问报效祖国则是他们不约而同的人生目标，这是他们勤勉治学、勤谨做人的动力所在。“无论是作为一个普通公民，还是作为一名学者，第一位的是要爱国。”这句话是任继愈的“口头禅”。“平生爱国，不甘后人，即使把我烧成灰，我也是爱国的！”这是缠绵病榻的季羡林的铮铮话语。
1991年，季羡林曾写过一篇《八十述怀》。在这篇文章里，他深情地“回头看”——“在灰蒙蒙的一团中，清晰地看到了一条路，路极长，是我一步一步地走过来的，这条路的顶端是在清平县的官庄。我看到了一片灰黄的土房，中间闪着苇塘里的水光，还有我大奶奶和母亲的面影。这条路延伸出来，我看到了泉城的大明湖。这条路又延伸出去，我看到了水木清华，接着又看到德国小城哥廷根斑斓的秋色，上面飘动着我那母亲似的女房东和祖父似的老教授的面影。路陡然又从万里之外折回到神州大地，我看到了红楼，看到了燕园的湖光塔影。令人泄气而且大煞风景的是，我竟又看到了牛棚的牢头禁子那一副牛头马面似的狞恶的面孔。再看下去，路就缩住了，一直缩到我的脚下。”
20世纪初叶，齐鲁大地的共同成长背景，为季羡林和任继愈生命最初历程剪出相似的轮廓。1911年8月6日，季羡林出生于山东西部最穷的临清县中最穷的村，而他家又是全村最穷的人家。1916年4月15日，任继愈出生于山东平原一个小康之家。那时正值中华民族最危难的时刻，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百日维新……知识分子在沧桑时代背景下试图寻找中华民族命运的最新答案。从识字到上小学，任继愈换过很多地方。“回忆起自己的童年来，眼前没有红，没有绿，是一片灰黄。”季羡林说。
1930年，季羡林同时考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他选择了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业是德文。1934年，中学毕业的任继愈也终于如愿以偿地考上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师从汤用彤、熊十力、贺麟、钱穆诸教授。两所大学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治学传统和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学术风气，为他们的学术道路夯下坚实的基础。1935年，季羡林以交换研究生的身份到德国留学，开始学习他所热爱的梵文、佛学、印度学。“我要走的路终于找到了，”他在当时的日记中写道，“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太大了。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能有所发明。”而随着北大南迁的任继愈，则在风餐露宿的迁徙中，“有机会看到了中国农村的贫困和败落，竭力地思考将自身的人生归宿如何与眼前的农村现实发生关系”。“人生的归宿，最后的真理，如何与当前广大贫困的农民和破败的农村发生联系？”“七七”卢沟桥事变后，面对破碎的山河，年轻的任继愈如此自问。
求学背景不同，人生轨迹不约而同地相合。新中国成立之际，两位年轻学子便投身到塑造中华民族思想的大业中。1942年，任继愈到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1945年10月，季羡林经瑞士东归，1946年到北京大学创办东方语言文学系。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杨慧林说，“他们像是不知疲倦的导读者，以自己对祖国的思考、对民族的期待、对生命的真诚，在一个世纪的漫长征程中，引领人们打开了中国文化通向世界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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