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２００２年到２００８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逐年增加，而今年在一些省市出现了高考人数减少的现象。据统计，今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报名人数约为１０２０万，比上年减少了３．８％，约４０万人，约８４万应届高中毕业生没报名参加今年的高考。教育部学生司副司长姜钢否认高考报名人数减少主要是因就业难造成的说法，而认为主要跟适龄人口减少有关。（据６月３日《人民日报》）
【“读书无用论”背后的情绪表达】
高考报名人数减少４０万，８４万应届生没报名参加高考，这样的数据确实挺容易让人往“读书无用论”上浮想联翩。加之此前诸如“农村考生放弃高考”的轮番报道，公众对于高等教育的种种不满，于是得以集中爆发。而教育部似乎只是撇清考生人数减少与就业难的关系，这除了继续为大扩招正名之外，显然无助于平复民众对于高等教育的不满情绪。
就事论事地说，教育部的解释不无道理。每年参加高考的复读生要占到２００多万，８４万应届生没报名高考，并不意味着他们全部都放弃了高考；而高考报名人数在多年连续增长到一定程度之后出现小幅下降也没有多大不正常。此外，基于理性的分析，真正意义上的“读书无用”并不存在。读书总归是有用的，不仅仅是针对就业而言；即使只是讲就业，多读书也总是比少读书要强。又怎么会“读书无用”呢？相反，越是就业困难，越是应该读书，这才不会让自己在竞争中处于更加不利的位置。
问题在于，教育部门并不能因为民众抱怨的看似“没有道理”而轻视或无视。应该看到，“读书无用论”主要是公众的一种情绪表达，它所针对的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读书无用”，而是投入产出比较意义上的“读书太昂贵”与“就业太困难”。如果要将“读书无用论”分解开来的话，我认为一是因为承担不起高昂学费的无奈放弃，二是基于投入成本与就业前景换算的被迫放弃，它们都只是一种“苦涩的明智”。
这个意义上，看似无聊的“读书无用论”背后，所反映的真实问题至少有三个：一是学费昂贵的问题，二是就业困难的问题，三是高教质量的问题。“报考人数减少”这种直观数据，或许与“读书无用论”的直接关联不大；但是，被“读书无用论”表达出的不满情绪，却真实存在着客观问题作为实际依凭。教育部官员急吼吼地否认高考报名人数减少主要是因就业难造成的说法，可是，大学生就业难未必不是真实的存在吗？很多农村孩子缴不起高昂学费，不同样是真实的存在吗？当高昂学费遭遇就业困难，难道不会有人无奈放弃高考吗？即使他们所占比例有限，他们的命运难道不值得教育部门重视吗？
“读书无用”或许“可以没有”，“放弃高考”或许“可以有”，但是教育反思却不能“真没有”。
“读书无用论”所表达出的不满情绪，需要引起疗救的注意，需要得到正面的回应。某种意义上，“读书无用论”的大面积泛起，无异于为数众多的纳税人正在用这样的方式表达着对“教改不成功”的不满，这样的“民意”难道不值得尊重，不应该引起反思吗？
盛翔
【别急着否认弃考源于就业难】
别急着否定弃考是因为这些年的就业难将家长给吓怕了，因此这已经被不少事实所验证。比放弃高考更应值得关注的是放弃读高中。去年我国应届高中毕业生为８４９万，今年则减少到８３４万，而到明年则要锐减到８０３万。恐怕这其中有适龄生源减少上的因素，更有不少学生在读完义务教育阶段后就放弃了学业。
很难说高考制度进入“半衰期”，就业难是主要原因还是次要原因，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某种程度上，“读书无用”比起前些时间更有抬头盛行的趋势。老百姓有谚曰：“读书苦，读书累，骑上洋车磨破带，考上大学不分配，不如趁早做买卖。”“新读书无用论”在一些农村地区滋生蔓延，已成为学生辍学的重要推手。
这两年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正好为“新读书无用论”作出了诠释。大学毕业生甚至硕士生争相应聘清扫工、搓澡工、卖猪肉等等频见媒体，虽有利于破除择业观念，却也带来误导，“学有所长”，“专业对口”等在现实生活中很难实现，“知识改变命运”实在太渺茫，甚至有的农民家长感悟出这样的一个道理：“不让孩子读书脱不了贫，让孩子上大学可能穷得更快”。如果孩子成绩平平出不了尖，还不如选择早些出去打工挣钱。加之找工作托关系求熟人等潜规则，更让家长和学生伤透脑筋。可以这么说，贯穿高考制度始终的教育模式与高考延伸出来的就业问题却成了社会种种不公平现象的集中影像，最终人们将无奈与逃避以弃考的方式表现出来，社会的尴尬就责无旁贷地落到高考制度的身上。
在公众咄咄逼人的目光打量之下，高考制度到了该反思的时候了。“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看似公平，实质却扭曲了教育以人为本，丰富多样化的内涵，更成为应试教育的“指挥捧”。而应试教育一切为了高考，扼杀了学生个性，违反了教育原旨，早已成为公众群起而攻之的靶子。有人精辟地指出，应试教育下的所谓人才，“有了学历没能力，有了文凭没水平，有了职称不称职”。而不少成功人士反证高考模式的失败，甚至不无调侃地说：“我真谢谢我自己，没有考上大学！”从这一意义上说，高考遭遇冷落，倒不是一件坏事，在就业难的倒逼之下，高考制度进入了有人主动弃考的“半衰期”，如果不进行从应试教育模式彻底转向素质教育模式的改革，那么，“高考大餐”吃的人越来越少，这样的制度还有存在的意义吗？
尽管政府与全社会一直在努力，效果也很明显，但就业难是全球性难题，不能指望一朝一夕就能完全破解。而高考制度的改革则不同，完全可能像美国通用公司破产重组那样在较短的时间里完成一次蜕变。因此，弃考现象可以看作是高考制度改革的“集结号”，高考制度创新，甚至是从头再来，既是我国人才战略和科教兴国的必然诉求，更是科学发展的应有之义。梁江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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