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成都5月5日电 题：中国基层官员从汶川地震中思索“为官之道”

　　新华社记者　黄毅　宋常青　程云杰

　　他们的身份很复杂，既是灾民又是官，所以既洞悉灾区的冷暖甘苦，又必须应对纷繁的公众诉求。他们要抓经济，还要维稳定；要加快速度，还要创效益。

　　当遭受“512”大地震沉重打击的四川陕西甘肃三省努力从废墟上重建家园，并希望实现跨越式发展时，中国的基层官员也在这场新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地震灾害中得到了历练。他们对“为官之道”有了更深刻的反思。

　　中国古代的官员信奉“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灾区的基层干部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证明了做官“既是体力活，又是脑力活，而且哪样也不能差”。

　　“地震改变了我们的工作格局，工作量由小变大了，具体矛盾由少变多了，工作要求由"一般"变成了"极高"。为官一方首先是要能够承受压力，工作的压力，精神的压力，还要结合实际，开拓性地解决好每个问题。”极重灾区四川省青川县青溪镇党委书记杨咏说。

　　一年前灾害发生后，路断，电断，电话不通，对灾情的了解和对灾民的安抚救援只能依靠每个干部走一个地方，解决一个地方的问题。

　　青川县常务副县长李开明说：“遇到问题无法请示汇报，这就非常考验基层干部的预见力、对突发事件的应对能力和责任意识，这对完善今后的应急体制是有帮助的。”

　　令李开明至今难忘的一个场景就是去年5月14日下午的关庄镇。由于堰塞湖的水位不断上升加之余震不断，很多灾民在惊恐中不断往镇外涌，非常容易引发踩塌事故，造成更大的伤亡。情急之下，他组织调动进镇运送救援物资的卡车，打破严禁卡车搭人的规定，帮助灾民分批转移。

　　由于基础设施毁坏，救援物资短缺，群众们都把灾区基层党员干部作为自己的依靠。杨咏回忆，在青溪镇，每天有上千人到镇党委和镇政府寻求帮助，不光是本地人还有外地灾民。

　　为了敦促和激励基层干部打赢这场硬仗，中国政府对救灾不力的基层干部采取了严厉措施。震后第二天，四川省就公布了监督举报电话，在3周之内免去6名干部的职务。去年6月下旬，四川省省委组织部又火线提拔200多名优秀干部，处置“不作为”干部28人，在基层党员干部中形成鲜明的用人导向。

　　他说：“当时的工作既要以最快的速度抢险救人，又要维护治安和社会秩序，还要完成抢通保通、过渡安置、搞好卫生防疫、防治次生灾害、争取外来支持、激发内部力量，各项工作错综复杂，史无前例。”

　　地震中冲锋在救援第一线的这些基层官员，如今又承担起组织、协调灾后重建的工作。尤其在重建过程中因资金或物资分配、征地和拆迁补偿引发的群众诉求多种多样，对他们的“为官之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以农房重建为例，虽然政府为农民提供了建房补贴，但是灾区依然面临资金短缺、建材短缺和技术人员短缺的矛盾，各地的解决办法也千差万别。

　　在青溪镇，一套卓有成效的解决方案就是引进新型材料替代，组织专业工程队施工提高工效，同时提前召开技术人员速成班。在甘肃陇南市抛沙镇转湾村，则多亏了村支书苏智广的“先见之明”。由于在抢险救援时就预见到震后重建会导致建材价格上涨，他先从自己经营的建筑公司中拿出100多万元紧急定购了170万块红砖和1500吨水泥，并派出自己公司的工程机械义务平整土地，这使得每户村民至少节约盖房成本5000元，相当于当地一个村民一年的纯收入。

　　安县花荄镇书记蔡晓玲办公室的门始终是打开的，随时接待咨询政策的老百姓。地震以来，她几乎每个周末都在加班。“老百姓的利益诉求愿望很高，我们必须把政策对老百姓解释清楚，这样才能化解不必要的矛盾。”她说。

　　在实践过程中，接受采访的基层官员们指出，调动民间智慧、动员群众力量、保证充分的民主参与是凝聚人心的法宝。

　　“政府不能简单拍板，而是要充分听取利益当事人的意见，这样他们的利益诉求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重视，”陇南市抛沙镇镇长牛军平说：“灾后重建就是对农村基层民主的一次练兵，是对中国乡村治理模式的一次检验。”

　　“这场地震对基层干部来说是一场突如其来的考验。基层干部抗震救灾要勇当英雄，灾后重建要甘当公仆，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就是执政为民了。”杨咏说。

　　四川是中国西部的人口大省，全省共有4000多个乡镇，以广元市利州区为例，当地有47．8万人口，18个乡镇办，1200名乡镇干部，来自民政、宣传、医卫等各个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