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出行方式变化，反映宁波社会经济发展巨大成就
上世纪90年代宁波的主力客运车型（资料图片）
要满足人们对出行的要求必须具有相当的物质基础、技术基础。改革开放30年来，宁波客运交通、城市出租车及家庭交通工具的变化，生动地见证宁波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
【人物名片】
讲述人：陈华，市公管处维修科原科长、高级工程师。
讲述人：郑宗才，市出租车公司管理人员，从业30年，见证了出租车行业的每一步发展，业内人称“老土地”。
讲述人：陈晋梅，普通市民，家住联丰世纪苑。
讲述人：李鲁勇，宁南公司高速车队司机，开车30年，见证了宁波客运事业的发展历程。
市公管处维修科原科长、高级工程师陈华：
严格意义上来说，宁波曾经的人力三轮车和“小三卡”都不能称之为出租车。宁波第一代出租车车型比较繁杂，包括菲亚特、菠萝蜜兹、吉林、天津大发等，以面包车为主。第二代出租车则以夏利车为主。1999年，桑塔纳成为主力车型。2003年以后，出于环境、城市形象、驾乘舒适性等多方面考虑，现代、毕加索、帕萨特等新车型不断加入出租车行业，宁波出租车呈现多品牌并存时代。
回顾30年来宁波出租车的每一步变化，我们都可以看出背后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力。
公路客运车辆的变化从另外一个角度验证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现在，宁波客运中心站随处可见各式各样的豪华大客车，有国产的、中外合资的、进口的。车辆档次从普通型发展到现在的高三级甚至高三级商务座。乘车的舒适性、快捷性、安全性越来越好。
【专家点评】
1979年，满街都是“黄鱼车”和“小三卡”
在内蒙古建设兵团当了8年知青的郑宗才，1979年回到了宁波，顶替父亲进入市三轮车公司。
当时这是一家在宁波赫赫有名的集体所有制公司，独揽宁波除公交外的公共交通，拥有四五百辆人力三轮车和40辆机动三轮车。人力三轮车被宁波人称为“黄鱼车”，机动三轮车则被宁波人称为“小三卡”。
“那时候还没有出租车这个概念。”郑宗才回忆，当时宁波在每个区设一个三轮车总站，在人流密集地带设置若干分站。客人坐上车后不是马上付钱，而是由三轮车师傅将车“开”到最近的站点，在站点根据目的地距离收费开票以后，再把客人拉到目的地。
坐“黄鱼车”每站4分钱，比公交车略贵，如果没行李，价格还便宜一点。“小三卡”比“黄鱼车”运价略高。
蹬三轮车的社会地位不高，但能挣钱。“姑娘们都愿意跟车队里的年轻人谈婚论嫁。”郑宗才说，一辆车每个月完成130元产值后，司机有51元工资、6元奖金，超过130元则按30%的比例提成奖金。“当时很多机关事业单位的收入都不如我们。”
挣钱虽多但人辛苦，郑宗才常常在凌晨两三点起床到轮船码头等客人。那时没多少人坐得起三轮车，普通市民都坐公交车，到医院看病或随身带了行李才坐三轮车，坐的最多的是公务人员，坐了车后要发票回去报销。
1982年，宁波成立第一家出租车公司
1982年，三轮车公司向市政府申请注册宁波市汽车出租公司获得批准。郑宗才说：“这是我市第一家出租车公司。买进3辆‘快乐’面包车，开始对外运营。”
当时所有的车都停在规定的场站内，先是集中停在开明街，后挪到南站。“乘客需要就打电话预约，公司调度室再把用车信息告诉司机，司机载着乘客到附近站点开票，再把乘客送到目的地。”郑宗才回忆。
到1984年，公司新购进了5辆菲亚特轿车。“那时市政府多是吉普车，这几辆车很吸引人，租用的人很多。”郑宗才说，一些人租用作婚车，当时车上还没有出租车标志。
1985年宁波友谊出租车公司成立，买了40辆夏利车，一下子成为宁波主体出租车公司。
有了竞争，市出租车公司接连买菠萝蜜兹、天津大发等30辆小车，替换掉所有的“小三卡”和面包车。又买3辆伏尔加，并承包给司机，调度室可以调度用车，司机可自己接活。“这些司机是出租车司机中最先富起来的人。”郑宗才说。
1991年，出租车开始安装计价器
1989年市出租车公司买了15辆桑塔纳和10辆夏利，替代原有的旧车，所有出租车都采用承包模式。1991年底后，其他出租车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市政府开始出台政策规范出租车市场，要求所有出租车安装计价器，但车身颜色没有统一。市民招手停车开始出现。
按照市物价局的定价，那时桑塔纳起步价是4.5公里10.5元，以后每公里1.8元；夏利车是4公里8元，以后每公里1.5元。司机随车拿着三联包车发票给乘客开票，如果距离远，乘客可跟司机私下议价。
1999年，宁波所有的出租车全部统一更新。随后，宁波出租车行业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与时俱进，先后经历多次经营权拍卖，车辆数量与车型不断增加，达到目前3500多辆车、近10种车型。
1983年，开客车是一种体力活
1983年浙江省长运公司货运站的李鲁勇被调去开客车，从此开始了20多年的客车驾驶生涯。
“那时候开客车是一种体力活。”李鲁勇至今仍记得他开的第一辆客车是解放牌45座客车，大约七八万元一辆车。汽车功能很差，没有同步器，每次踩离合器都要踩两脚，用钥匙打开电门后，还要手动启动马达，车上没有电动雨帘，在前窗安装一个雨棚挡太阳光和雨水。冬天要把水箱里的水放尽，防止散热器冻住，第二天再加满水。
“司机开得不舒服，乘客也坐得不舒服，车上都是低靠背的硬座。”李鲁勇记得每次出门都要随身带芭蕉扇、毛巾、脸盆，不然，十几小时的路程没法坚持。
“那时路不好，我们的客车只跑省内，出省就要到杭州坐车。”李鲁勇当时跑的是宁波到温州班线，一天发3班，他开早班车。300多公里路全是砂石山路，早上6点发车，当天下午5点才能到温州，第二天再返回。
李鲁勇说：“班车沿途停靠的站点特别多，从宁波到奉化就有石碶、栎社、王家、张家店、江口、横路、奉化等车站。到宁海、奉化的多是走亲戚的，到温州的多半是做生意的。”当时，5元一张的车票虽有点贵，但坐的人很多。
1988年，首次开通到省外班线
1986年，长运公司引进了一批每辆价值10多万元的东风牌客车，驾驶室装了电风扇，车辆底部设置了专门的行李厢。“汽车一次点火就可以走了，加速能力强，速度快了不少，平均时速可达70公里。”李鲁勇说，这种车还是45座，但座位改成高靠背软椅，座位间距宽了不少，乘客坐着更舒服。所以，宁波至温州班车票价提到了10元，乘客并没什么意见。东风客车引进后，班车到发频率提高一半，客流增加一半。
1988年，宁波首次开通了到福州的省外班线。“如果没换车型，到福州这么远的距离肯定没司机愿意开。”李鲁勇说。
1990年，长运公司买了3辆车价30万元左右的丹东黄海牌客车，当时在宁波是最高档次客车，一辆跑福州，两辆跑温州。“公司也是派最好的司机开这几辆车，司机们也以开上这几辆车为荣。”李鲁勇开着黄海跑福州。“每趟车都没有空位，经常有人托关系买票。”
1996年，有了百万元高级客车
1996年底杭甬高速公路开通，长运公司新买了一批大宇牌高级客车，每辆车100万元左右，开通了宁波-杭州、宁波—上海的高速班线。“原来我们去杭州，最快6个小时，现在只要2个小时。”李鲁勇说。
2002年，长运公司改制为市公运集团后，买进一批每辆车价200万元的尼奥普兰欧洲之星豪华客车，依托甬台温及甬金等高速公路，开辟了更多的高速快客线路。除了通往省内外其他城市都是快客外，从宁波市区到各县市区（除象山外）也都是快客，基本上1个小时到达。
“现在的路是越来越好，车也是越来越好，旅客出行越来越舒适。”李鲁勇现在开宁波至无锡班车，有空调，航空座椅，卫生间。
自行车、摩托车、小轿车“三级跳”
1978年陈晋梅25岁，家住江北车站路（现美术馆附近），她在开明街服装五厂上班。每天上下班她都是走路。陈晋梅说：“每次上下班都要花40多分钟，过新江桥浮桥。”
“我那时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一辆自行车作嫁妆。”当时陈晋梅虽然攒够了钱，但没有购车票，找到一个上海的亲戚，才买到一辆永久牌自行车。车买回来后，陈晋梅根本舍不得骑，放在家里藏起来，借邻居的旧自行车练习。直到1980年元旦结婚后，才搬出来“炫耀”。
1984年，陈晋梅夫妻决定买一辆摩托车，最后选中了嘉陵牌摩托车。当时有摩托车的人家不多，开摩托车出去很“拉风”，“每次路人都会扭头看我们，似乎羡慕得不得了。”陈晋梅说，摩托车丰富了家人的生活，他们会骑着摩托车到东钱湖去游玩，这是他们家以前难以想象的。
1994年，宁波出租车可以对外“买断”经营，陈晋梅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机遇，她东挪西借“买断”了一辆桑塔纳出租车。“这是我的第一辆车，虽说是出租车，但在很大程度上我把它当私家车看待的。”陈晋梅说，有了这辆车，他们家的生活圈子一下子大了很多倍，经常趁节假日到杭州、上海玩。
这辆桑塔纳给陈晋梅积累了不少财富。2003年，陈晋梅花22万元买了一辆帕萨特轿车。
30年过去，陈晋梅从一个大姑娘变成了中年妇女，她个人拥有的交通工具也实现了自行车—摩托车—小轿车的“三级跳”，“不过，你说奇怪不奇怪，我买汽车时的心情，似乎还没有买自行车时那样开心。或许这是因为我们现在的经济实力更强，生活水平更高的原因吧？”陈晋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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