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行一步天地宽徐世康 原鄞县乡镇企业局局长

1991年10月21日，江泽民视察奉化乡镇企业。

　　曾经的乡镇企业“青春服装厂”经过产权制度改革后，发展为今天中国服装行业的龙头企业——雅戈尔。

　　核心事件

　　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全面推进

　　经历了十余年高速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初，宁波乡镇企业面临着一次严峻的考验：一方面，乡镇企业“国企综合征”逐渐显现，“大锅饭”现象初露端倪，机制优势逐渐弱化；另一方面，国企放权让利等改革深入推进、民营企业开始崛起，身处夹缝的乡镇企业面临巨大挑战。1993年起，宁波率先进行了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1997年起又对转制企业进行了规范、完善和提高。阵痛过后，宁波乡镇企业又一次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全市乡镇工业总量居全省首位，居全国计划单列市第一位。

　　19

　　利时集团·新江厦百货·新江厦超市协办

　　本报记者朱 宇本报通讯员董其岳

　　在中国农村，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一直被认为是“意料之外”的事情。宁波的乡镇企业，“意外地”萌芽于上世纪50年代，又“意料之中”地衰落于60年代，几经坎坷，艰难成长。直到1976年，全市乡镇企业不过1282家，从业人员12.49万人，工业总产值不到5亿元。

　　优势是横向比出来的。在乡镇企业还叫社队企业的1976年，宁波专门设立了社队企业管理局，建立了市、县、公社三级管理体系。是年，余姚、慈溪、鄞县社队企业产值超亿元，与绍兴、萧山并称浙江县级社队企业“五小虎”。

　　作为农民的一项伟大创举，乡镇企业的崛起，打破了宁波农村单一经济的格局，缩小了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使部分农民告别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面向黄土背朝天”的生活，为改革和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提出“放宽政策，搞活经济”，宁波乡镇企业蓬勃发展，迅速成为农村经济的支柱。至1992年底，全市工业经济中乡镇企业已经“四分天下有其三”，全市年产值超过千万元的乡镇企业达449家，鄞县、慈溪、余姚进入全国乡镇企业百强县。

　　“看上去很美，但这种繁荣是表面的，问题出在体制上。”时任鄞县乡镇企业局局长的徐世康把乡镇企业的病症概括为四条：一是包盈不包亏，明赢实亏；二是穷庙富和尚；三是老子办公厂，儿子办私厂，集体资产流失严重；四是大锅饭、铁饭碗。

　　宁波乡镇企业在创办初期，主要实行经济承包责任制，这对推动乡镇企业的发展，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这种机制的局限性逐步暴露出来，特别是在国有企业改革不断深化和非公经济迅猛发展的情况下，乡镇企业机制优势加速弱化。

　　这是一个共性的问题，省里也意识到了。1991年，浙江省以绍兴和杭州作为试点，开始多途径推进乡镇企业改革。当时宁波各县(市)区都组织了考察团，频频前往学习取经，并且准备如法炮制。

　　但是宁波没有全盘接受绍兴和杭州的做法。市委、市政府清醒地看到，乡镇企业的病，根子在产权制度上，所有者缺失、产权不清、政企不分，又缺乏有效的约束监管机制。与其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如对症下猛药，直接对产权制度“动刀子”。

　　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发表后，宁波市委、市政府更加坚定了这个方向，明确提出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目标：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从实际出发，寻求能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集体所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建立起产权明晰、主体明确、权责分明、政企分开、具有自我约束力的产权制度，以调动经营者和职工的积极性，实行生产要素的流动和合理组合，搞活经营机制，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增强企业活力，提高经济效益，壮大集体经济。

　　1993年，以产权制度改革为核心的乡镇企业转换经营机制试点在各县(市)区推开。在实施中，各地坚持“抓大转中放小”的原则，因厂制宜，对优势产业、名牌产品，以骨干企业为龙头组建企业集团；对规模较大、效益较好、有一定知名度的企业组建股份制企业；对具有一定规模、效益较好的企业改建成股份合作制企业；对小型、微利、亏损的企业进行拍卖、租赁或风险抵押承包。

　　在具体操作中，各地牢牢把握资产评估、产权界定、股权设置、收益分配、机构设置等重要环节，制定了工商变更、登记、信贷、债权债务处理、土地征用、税收以及集体资产管理、会计审计、职工养老保险等配套政策措施。

　　改革是利益格局的大调整，推进难度大，矛盾点集中。宁波乡镇企业改革起步早、力度大，在全省引起了强烈反响，各种担心和议论也接踵而至。

　　一些老干部、老同志不理解，认为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就是“全面私有化，让乡镇企业的领导把厂子买下来”，不但会把好好的乡镇企业搞垮，也会把集体经济搞垮。他们打报告到省里，要求停止这种倒退式的改革。

　　这种争论直到1996年还没有平息。这一年，省里提出要巩固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省有关部门组成调研组分赴各地，来宁波的调研组回杭州后，向省委反映了宁波的9大问题，其中备受争议的是，改革会不会导致集体资产流失。

　　但是宁波市委、市政府坚持认为，发展集体经济不等于发展乡镇集体企业，改制有利于经济发展、有利于人民生活改善，符合中央精神，早转早主动，早转早得益，早转少损失。

　　争论归争论，改革依然在深水潜流中推进，改革的成效也在慢慢体现出来。实践证明，乡镇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对推进资产重组和制度创新，增强市场适应性和竞争能力，重塑全市工业经济微观基础，推进农村集体资产管理体制改革，都起到了重大作用。

　　1997年，宁波又开始对转制企业开展了规范、完善、提高工作，促使企业尽快按新机制要求规范运作，收到了较好的效果。通过改革，明晰了产权，实现了投资多元化，盘活了资产存量，扩大了资产增量，增强了企业后劲，提高了企业运行质量。

　　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不仅调动了企业经营者和生产者的积极性，增强了市场意识和风险意识，而且明晰了产权，比较好地探索了公有制多种有效实现形式。

　　到1998年12月底，宁波全市17904家镇(乡)、村集体企业实行各种形式转制的有16607家，转制面为92.75%，镇、村两级在企业的集体所有者权益为70.7亿元。

　　1997年在宏观调控趋紧、市场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全市乡镇企业发挥机制的优势，仍保持了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好势头，经济运行质量明显提高。全市乡镇工业经济总量已居全省首位，居全国计划单列市第一位。

　　宁波的乡镇企业改革，起码比苏南早了5年。此后，全国各地来宁波取经的党政队伍络绎不绝，大连等地在乡镇企业改制动员会上，甚至专门邀请鄞县乡镇局有关负责人前往辅导，现场解答疑问。

　　讲述

　　上个世纪90年代初，鄞县不少乡镇企业陷入了焦灼与不安。这个创造了全县90%以上工业总量的群体，已经明显地感觉到“山雨欲来”的压力，一些消息灵通的厂长们知道，一场触及产权核心的改革要来了。

　　鄞县是宁波乡镇企业最发达的地区，但事实上，我们也知道乡镇企业患“国企病”已经不是一两天了，当时甚至有人悲观地预言，鄞县乡镇企业已经进入了一条死胡同。

　　1992年底，鄞县酝酿已久的乡镇企业改制方案正式启动。为慎重起见，避免操作失误引发社会动荡，县里选择了108家企业作试点。那时我们还不敢把大企业、好企业全部拿出来。但是，改革依然遇到了重重阻力。

　　阻力来自三个方面。一是部分领导意见不统一，县里成立了由一把手任组长的企业转制指导协调小组，并且也经过了层层动员，但是班子成员的心并没有拧成一股绳。二是企业厂长缺乏积极性，不改革日子过得好好的，一改革要冒风险，担压力，吃力不讨好。三是职工也有想法，不少乡镇企业职工担心一改制，就要为私人老板干活，“一夜回到解放前”。

　　第一轮改革试点，成效并不明显。1993年7月，鄞县启动了第二轮乡镇企业改革试点。这次我们选择了100家试点企业，转制形式也从单一的股份合作制，转向组建规范化股份制、有限责任公司、兼并、拍卖等多种形式并举。

　　县里主要抓了两个重点环节，即集体资产保值增值和社会保障机制建立完善，先后出台了18个规范性政策文件，全面推进综合配套改革，既维护了社会稳定，又有力地促进了企业转制工作的稳步开展。

　　接下来的1994年，被鄞县确定为“改革年”，产权制度改革强势推进。在实施中，我们坚持“抓大转中放小”，优势产业、名牌产品以骨干企业为龙头，组建企业集团；规模较大、效益较好、有一定知名度的企业，组建成股份制公司；规模和效益一般的企业，改建成股份合作制企业；小型、微利或亏损企业，则进行拍卖、兼并……至1994年年底，全县5032家乡镇集体企业中，95.1%的企业完成改制。

　　通过改革，鄞县初步建立起多层次、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经济格局。从1992年到1996年，全县国有、集体经济比重从96%降到50%左右，私营、股份制和“三资”经济等多种所有制企业比重从3%左右上升到50%左右，鄞县工业经济由此走上了一条健康、快速发展的道路。

　　点评

　　因企制宜推进企业改革

　　林克宇宁波市经济委员会主任

　　自1993年起，宁波市委、市政府冲破重重阻力，先于全省，层层统一思想认识，在全市乡镇企业中由点到面地开展了以产权制度改革为核心的转换经营机制工作。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乡镇企业在经营机制和企业制度上存在的问题日益显露出来——主要是乡村集体企业产权模糊；人人有份，人人不问，产权责任不明确；政企职责不清楚；乡村行政领导随意干预企业的行为时有发生；企业自主权不落实；职工主人翁意识淡薄，企业凝聚力不强；部分农民联户(合作)企业和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法律地位和经济性质没有确定，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等。这些问题如不引起高度重视，势必会影响和制约乡镇企业高效、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我市通过1993至1994年以股份合作制为主要内容的产权制度改革和1997至1998年以现代企业制度为主要内容的改革，彻底摆脱和改变了上述这些弊端，从根本上完善和优化了企业经营机制，产权制度和经营方式创新，不断增强企业的生机和活力。至2007年，民营经济创造的工业增加值已占我市全部工业增加值的82%以上。

　　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涉及多种所有制关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我市采取分门别类、因地制宜的方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对规模较小的企业，改建成股份合作制企业，或以股份合作制形式组建新企业；对有一定规模的企业改建成有限责任公司；对规模较大、效益较好、有一定知名度的企业，组建股份有限公司，或以优势产业、名牌产品和骨干企业为龙头，组建企业集团公司；对小型、微利、亏损企业实行兼并、租赁、拍卖和风险抵押承包等等。

　　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以发展股份合作制和有限责任公司为重点，进一步明晰产权、优化结构、完善机制、增强活力，使各种生产要素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企业、不同所有制之间合理流动和优化组合；使股份合作制、有限责任制、股份有限制、承包制、租赁制、兼并、联营等各种经营方式得到完善和发展；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企业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最终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客观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

　　乡镇企业的发展是我市农民和基层的创举，乡镇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更是我市农村的创举。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不但是一场革命，是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的重要内在动力，而且对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也产生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从而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提高。

稿源： 宁波日报 　编辑： 庄伊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