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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卢晓平 “两房”（房利美和房地美）的尘埃尚未落定，雷曼兄弟申请破产又产生了新的冲击波；美林刚刚躲到美国银行麾下，美国国际集团又被美国政府接管……更加糟糕的是，人们不知道华尔街还有多少这样的金融巨头已百病缠身。如果美国金融市场这头“大象”就此倒下，后果无疑是灾难性的。 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发展的今天，中国经济不大可能独善其身，有必要采取应对措施以保证经济继续稳定发展。那么，次贷危机对全球和中国的经济金融体系会有多大影响？中国应该采取哪些措施进行应对？带着人们关心的问题，记者采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 美国和全球经济进入显著调整周期 上海证券报：次贷危机将对全球经济产生多大影响？ 巴曙松：目前，美国金融市场正在经历次贷危机带动的大幅下调，整个经济调整正在从对金融市场的冲击转向对美国实体经济的影响。 这主要表现在疲弱的美国经济增长和正在上升的失业率、依然处于下滑阶段的美国房地产价格，最终可能会直接影响到美国银行业原来认为风险不大的正常贷款。据美国劳工部发布的最新数据，继7月份的失业率升至5.7%后，8月份美国的失业率进一步升至6.1%，非农就业人数减少8.4万人，创近五年来新高。 据此判断，随着新一轮次贷危机的蔓延，金融危机将逐步扩散为全球性的经济衰退。 第一，房地产投资的萎缩将严重拖累美国经济。伴随着次贷危机的爆发，美国房地产价格进一步下跌，至今美国住房投资已经历了连续2年多时间的负增长，投资规模减少近40％。同时市场风险的上升和流动性紧缩会促使金融机构减少贷款的发放规模，从而拖累美国经济的增长。 第二，消费的下滑将加快美国经济回落的速度。由于长期实行“双赤字”政策，美国消费率一直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个人消费支出占GDP的70％以上，属于典型的内需拉动型经济。在次贷危机冲击下，资本市场的财富效应消失，甚至会反作用于经济，加上失业率的上升和预期收入的下降，必然会导致居民消费水平的降低，这会对美国经济走势形成更大的冲击。 第三，美元的贬值及其带动的国际初级产品和石油价格的剧烈波动，都会对全球的增长格局带来负面影响。其冲击很可能主要由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来付出代价，一些高资源依赖的行业很可能在这一次的高油价冲击中付出十分沉重的调整代价。目前这种调整压力才刚刚显现，对此我们需要及早做好准备。 第四，次贷危机的扩散效应正逐步波及全球，带动全球经济全面下滑。首先，欧盟、加拿大和日本与美国的经济关系密切，其主要金融机构持有大量的次贷支持证券，已出现不少金融机构破产的案例，其资本市场调整幅度甚至超过美国；其次，美元对欧元和日元的贬值使通货膨胀输出到这些国家，美国已处于降息的通道中，欧盟和日本加息的空间不大，经济将受到衰退和通胀的双重考验；最后，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的经济衰退削弱了居民消费能力，对进口商品的需求减少，这对于出口导向型的新兴国家会形成较大冲击，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的不断下滑就受到了此因素的影响。 全球金融市场体系面临新一轮革新 上海证券报：美国政府对次贷危机作出的反应很快。在拯救这次危机以后，美国和全球金融市场体系是否面临着新一轮的革新？ 巴曙松：治理次贷危机的根本在于完善金融机构风险管理能力和监管体系，促进全球金融体系的重构。 美国政府对新一轮的次贷危机作出了迅速反应，陆续推出了向市场注资、接管问题金融机构、禁止做空金融类股票、高达7000亿美元的救援计划（尚需国会批准）等多重措施，9月22日，美联储又批准摩根斯坦利和高盛转变为传统银行控股公司，将投资银行纳入美联储监管体系。 但从根本上来看，这些措施只能对金融市场起到暂时的稳定作用，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美国乃至全球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当前这次源自于次贷支持证券的金融危机是全球经济在长期繁荣背后所掩盖的市场风险的集中爆发，在拯救这次危机以后，美国和全球金融市场体系必然面临新一轮的革新。 上海证券报：从哪些方面进行革新或者重构？ 巴曙松：第一，构建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金融体系，打破美元主导国际货币体系的格局。随着欧元区和以金砖四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全球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虽然仍旧是全球最强大的经济体，但相对地位日益下降。新的全球经济格局要求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金融体系随之相应调整，一个重要的要求就是改变美元主导国际货币体系的格局。 第二，加强对金融衍生品市场和外汇市场的国际联合监管，引导金融交易的去杠杆化，防范金融机构的非理性扩张。全球各国必须加强合作，建立中央银行之间的监管协调机制，提升IMF等国际组织的作用，增强其独立性，对金融市场进行联合、跨境、全面的监管，消除金融监管的空白地带。 第三，完善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制度，提高金融交易的透明度。由于金融衍生品属于表外业务，各国中央银行对其监管较为宽松。同时，金融衍生品交易大都在柜台交易市场进行，相比股票市场来说，这一市场的信息披露制度很不完善，在金融创新中，各金融机构都把其金融产品的创造过程看作是商业机密，加上这些产品本身的复杂性，即使专业的投资者也往往感觉眼花缭乱。 因此，探索新的金融市场信息披露制度，提高金融产品和金融市场的透明度，是防范衍生品市场风险的重要举措。 为我国发展金融衍生品市场提供借鉴 上海证券报：次贷危机会对中国经济与金融体系的发展将产生哪些影响？ 巴曙松：中国经济已经日益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中，因此，要把中国经济金融体系的调整放到整个全球金融体系的调整中考察，这样才能获得更为全面和宽广的考察视角。在特定意义上来说，美国经济结构中存在的高负债、高贸易赤字等结构性问题，与中国的高外汇储备、高贸易顺差是有一定对应关系的，因此，为了预防类似的全球性剧烈经济调整再次出现，中国也需要主动调整当前这种过分依赖出口的增长方式。 上海证券报：很多人认为金融衍生产品是罪魁祸首，您怎样看？ 巴曙松：应该客观看待金融衍生工具发展对于金融体系的影响。 实际上，金融衍生工具所具有的对冲风险、分散风险、价格发现等基本功能依然是有效的，包括次级抵押贷款证券在内的衍生品是金融衍生品场外交易的一系列非常复杂的产品，问题的关键在于它们没有完整的信息披露和透明度，对其监管也没有场内交易产品严格。 与场外交易相比，场内衍生品市场定价更加规范。因为场外衍生品交易多为协商确定，产品结构复杂多样，这样非标准化的产品增加了投资者的认知难度，也使得产品流动性不高，导致产品较难正确估值，信用衍生品就属此类。场内衍生产品则多数属标准化合约，产品结构简单，集中报价的方式使其定价更加规范，估值公允且流动性好，信息披露严格。场外衍生品交易是由交易双方通过直接协商来决定，双方以信用担保或者交纳一定保证金担保履约，监管环境宽松，导致信用风险很高。 次贷危机的爆发也引发了对股指期货等的担忧。实际上，在交易所集中交易的股指期货是场内产品，与次贷、信用违约互换产品等有很大的不同。目前，世界多数股指期货交易所均建立起比较规范、完备的风险管理体系，包括价格限制制度、保证金制度、当日无负债结算制度、强行平仓、持仓限制及大户报告制度等。 次贷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金融危机，也为中国发展包括股指期货在内的金融衍生品市场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和警示，但不应成为我们金融衍生品发展的阻碍。我们应该在美国的监管问题上吸取教训，从金融衍生品的产品设计、规则制度、投资者教育等方面做好准备。比如，由于金融衍生品对投资者的专业性要求较强，并不适合所有投资者参与，在股指期货市场参与者方面要有更严格的要求，使得股指期货市场真正发挥其功能。 中国应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 上海证券报：中国能否凭借独特的优势在这一轮全球经济的大调整中获得机遇？ 巴曙松：中国有可能通过恰当的政策操作把次贷危机的冲击降低到最小限度。 中国有一些独特的优势可以使得中国在这一轮全球的大调整中获得机遇，比如：中国拥有巨大的内需潜力、强大的综合国力、强大的财政支持，可以进行一系列减税的措施和基础设施投资；中国目前有充足的外汇储备。同时，国际市场对于人民币的认可，也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这些因素，都对当前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市场动荡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关键是宏观政策要善于利用这些有利条件。 上海证券报：我们如何对可能出现的美元汇率大幅波动特别是贬值做好准备？ 巴曙松：如果美国经济出现持续衰退，美国政府继续采取大量发行美元的政策来刺激经济，那么，就可能会导致美元的大幅贬值，从全球范围来看，现存的主要盯住美元、实行管制的汇率体系可能会面临空前的压力。 为此，人民币汇率机制应当更为灵活，降低与美元的直接关联，同时注重美元可能出现的贬值趋势及其对港币等汇率的影响。 上海证券报：如果美国经济在较长时期内低迷不振，我们该如何应对？ 巴曙松：中国经济应当做好美国经济在较长时期内低迷不振的相应预案，寻求内需等新的经济增长点。 对中国金融市场而言，尽管几大商业银行都参与了对“两房”和雷曼兄弟相关债券的投资，但由于中国金融机构投资的美国次级债券总量不多，短期内次贷危机造成的直接冲击较小。 当前，中国经济已经深刻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中。因此，中国经济应当做好美国经济在较长时期内低迷不振的准备和预案，积极寻求内需等新的增长点。 美国和欧盟是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尤其对于东部沿海出口导向型的地区来说，国外需求的下降将会影响企业的生产和销售，进而影响宏观经济增长。从内部来看，受国内成品油、电力及初级能源产品价格扭曲、工资上涨、PPI（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居高不下等多重因素影响，中国经济面临着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的内在压力。为应对次贷危机和内部因素的双重压力，确保中国经济平稳运行和成功转型，内需的启动将成为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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