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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金融危机尘埃未定，现在还不是给其定性的时候。但正如前美国财政部副部长罗杰·阿尔特曼所说，发生在美国土地上的这一场金融危机将被视为现代史上最大的监管失败。置之死地而后生，美国人已经开始反思其金融监管缺陷，而我们也可从中获得一些启示。 首先，美国金融危机向我们展示了监管缺位的严重后果，放松监管必须把好尺度。上世纪90年代后期，在美国放松金融管制的沃土下，其金融衍生产品市场发展迅速，将整个金融业带入了崭新的发展阶段。然而，过度迷恋金融创新而缺乏基本的有效监管，导致次贷问题累积，在房市链条断裂时对整个金融体系构成冲击，并最终发展到爆发金融危机的局面。 教训面前，美欧均作出加强监管的反应。美财长保尔森9月23日在参议院作证时明确表示，美国政府接下来的任务必须是制定改革方案，修正“过时的”金融监管结构，从而解决存在于金融体系的问题。美国住房金融服务委员会主席巴尼·弗兰克也提醒人们，美国五大独立投行全军覆没之后，“还有众多需要监管的机构，市场上还存在太多的冒进投资和杠杆操作。” 同日，欧洲议会也通过一份报告，要求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基金等金融机构提高运作透明度。根据这份报告，包括上述两种基金在内的所有金融机构都将面临强制性的资本金要求，并需要公开债务风险和资金来源及规模等信息。报告同时主张为信用评级机构制定行为守则，并要求欧盟对其进行监管。 在我国，制度上监管缺位的问题并不突出，甚至有专家呼吁放松管制。不过美国的教训至少告诉我们，有效监管绝不能落后金融创新太远，在实施过程中金融机构也必须坚持有规必循。 其次，在分业监管仍是我国当前最有效监管模式的前提下，加大一行三会协调合作、防范薄弱链条的出现也是不容忽视的。在美国，五大独立投行的坍塌使得美证交会的权力大幅萎缩，而在这样的变化中，可以说证交会既是被动者，也是施动者。前证交会首席经济学家查斯特·司帕特指出，证交会的雇员组成“在太长时间内过于朝向律师倾斜”，这使得“其处理重要市场问题的能力受到阻碍”。对投行及衍生产品业务监管不力，证交会难辞其咎。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上个月的年度货币政策会议上指出，有必要“采取一种整体性的或者宏观审慎的方式,拓宽监管机构的监督范围,使之能够考虑到潜在系统性风险以及缺陷”，并提出要由一个“宏观审慎的监督机构”来监管金融体系内的风险，不过他并没有指明应该由哪一个机构充当这个角色。 换言之，在金融危机模糊了银行与证券公司界限的同时，美国不同监管机构的分工也不再清晰如昨。华尔街风云突变，使得保尔森和伯南克有关实行统一金融监管的呼吁变得更加紧迫。在这样一场权力的交锋中，美证交会多少有些不战自败的落寞，而美联储则因为大摩和高盛的归顺而权力膨胀。事实上，早在3月份美联储介入挽救贝尔斯登时，这种苗头就已经初步显露。7月份，美联储与证交会又签署协议，决定二者共同监管证券公司的杠杆与资本操作。 关于所谓的整体性监管，目前美国并没有明显的反对声音，争论的焦点在于是由现成的美联储总揽大权，还是成立一个新的机构担此重任。美国金融服务委员会前主席詹姆斯·利奇认为美联储应该成为整个监管的核心，原因有三：一是资金雄厚；二是经验丰富；三是有能力在现有法律框架下迅速行动。 反对者则担心美联储监管权力的膨胀可能会威胁到其政治上的独立性，从而影响其利率决策。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成员、意大利央行行长德拉基认为，让央行来承担保障市场稳定的责任，这可能会减损他们控制通胀的能力。他说，在市场异常混乱的时期，“维持价格稳定可能是货币政策制定者能为恢复金融稳定所做出的最好贡献。” 当然，不管今后究竟谁会挑起美国金融监管的大梁，伯南克提出的应“改变对企业只见树木不见林的监管方式”是不容质疑的。事实上，上月15日我国发布的《中国人民银行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中也特别强调了不同监管机构的协调沟通，即在国务院领导下，央行会同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建立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以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的形式，加强货币政策与监管政策之间以及监管政策、法规之间的协调，建立金融信息共享制度，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维护国家金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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