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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
“在西方人眼中，中国已经是一个大国。可以预见，西方将全方位地监视或监督中国这个大国的发展”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晓德发自北京 燃烧了整整16天的奥运圣火，8月24日晚在“鸟巢”上空缓缓熄灭。这一刻，中国人期盼已久并圆满实现的“百年奥运梦想”也就成为了历史。回望这个筹备了7年的盛会，北京奥运究竟给中国带来了什么，奥运会后，中国将向何处去？《国际先驱导报》就此专访了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
内部改革的压力可能会加大
《国际先驱导报》：具体说来，奥运会给中国带来了哪些变化？
郑永年：有三个层面。首先从求变的心态看，中国在举办奥运会的过程中，并不像西方一些人认为的那样一直在阻碍变化，相反，要求变化的恰恰是中国人自身。当初申办奥运会其实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一样，中国人最希望的是能够通过举办奥运会来促进国家的变化，这一点非常重要。
在第二个层面，奥运会的确促进了中国在某些方面的改变，比如人们所说的“自信中国”。奥运会前夕，西方对中国吵吵闹闹，很多人之前都担心奥运期间东道主观众会作出某种出格反应，但中国观众这次没有做出任何不好的举动，这一点让某些西方人士感到惊讶。可以说，无论中国政府还是民间，现在都有了一个宽容的心态，一个成熟的心态。此外，从我自己的观察看，现在去北京，很多地方都有人在排队了，我觉得这是个了不起的变化。尽管事情很小，但很多国家，包括日本，其实走到这一步也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奥运会让大家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代表着国家的形象。中国发展到今天，社会团体的变化也很大。这次志愿者对奥运的充分参与，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政府和社会团体之间互相帮助，为公民社会的成型增添了动力，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势头。
第三个层面是未来的变化。奥运会是个契机，它使人们很自然地对未来的发展变化产生了期待。奥运会究竟会带动哪些方面的变化？变化方向是什么？国际社会正拭目以待，中国内部也都在关注。
奥运会后，中国在很多方面的压力会加大，环保、交通堵塞等问题可能会被社会民众更加重视。奥运会期间北京空气质量很好，城市交通也特别通畅，奥运会开完是不是又都回到了过去？这不仅是北京市的地方问题，也不仅仅是环保问题，而是整个发展模式的问题。过去中国单纯追求经济利益，人们在赢得了发展权的同时实际上也剥夺了自己在其他方面的权利。现在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正是以前被忽略了的部分。所以，尽管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外部压力令中国在这些方面不断改变和完善，实际上是中国本身发展所必需的变化。其他方面也是如此，比如媒体报道的相对开放。
西方将全方位监督中国
《国际先驱导报》：奥运会改变了中国的某些方面，但另一方面，是不是通过奥运会，也向国际社会呈现了中国早就有的变化？
郑永年：的确，奥运会呈现给了世界一个真实的中国。奥运会本身就是中国变化的结果。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中国或许根本不会举办奥运会，这次则利用这个很好的机会呈现了中国的变化。西方很多人以前观察中国的时候，并不看中国所发生的变化，而是从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出发给中国作出一个价值判断，只要中国的发展没有按西方的模式进行，他们就说没变化。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奥运会因此就成了非常好的机会，我给你（西方）好好看看我们的变化。
我想，奥运会后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关注中国的变化。早期他们大谈所谓“围堵中国”和“遏制中国”，现在已经被证明是这样做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那么他们现在要在尊重中国崛起的前提下，来关切中国的崛起。在西方人眼中，中国已经是一个大国。可以预见，西方将全方位地监视或监督中国这个大国的发展。
《国际先驱导报》：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要注意什么问题？
郑永年：要有自信的心态。中国强调“和”，和平崛起，和谐世界，这个“和”的提法很好，但也要意识到，“和”意味着“和而不同”或“和而不统”。在中国儒家那里，“和”本身的意思指的是不同的音乐融合在一起。所以，作为大国倡导“和”，就要有很大的包容心，要正视不同的利益和不同的声音。不要认为有人批评了就是不“和”。要看对方批评的是什么。有些批评骨子里是对中国不友好的“反华”声音，这个现象将会永远存在。但是更多的批评可能对中国是有好处的，可以在批评声音里学到很多好东西，可以让自己做得更好。
要自信，更要学会怎样自信
《国际先驱导报》：举办奥运会对主办国的影响，是否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意义更加深远？
郑永年：的确是这样。对西方发达国家来说，奥运会就是奥运会，就像开一次国际会议一样。但显然，对中国来说，包括早期对日本和韩国的影响都和西方国家很不一样。首先，国际社会对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举办奥运会的期望不一样。奥运会在北京和在伦敦开，人们的期待是不一样的。北京举办奥运会，可以使中国更加透明开放，所有国家包括中国本身都是这么期待的。同样，人们对奥运会后的中国的期望也不一样。
《国际先驱导报》：具体到中国外交来说，是不是奥运会后也会更加自信？
郑永年：这次“奥运外交”体现了中国的自信。奥运会后还要接着学怎样去自信。你是大国了，人家都会批评你，都要盯上你，你的一举一动人家都在看。任何大国都会遭遇这样的关注，从前英国是这样，后来的美国也是这样。中国尤其如此，因为中国和西方有不同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中国对此要有思想准备。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不仅要发展经济社会，更要发展思想和文化。只有发展出新思想和新文化，才能有效回应批评。
批评会持续，但国际环境未必更糟
《国际先驱导报》：该怎样看待奥运会后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
郑永年：西方会更多地要求中国担负更大的国际责任，就是“中国大国责任论”。另一方面，他（西方）也会觉得你国内的改革是不是也要透明一点啊，因为中国国内往哪个方向发展也会影响西方和国际社会。
《国际先驱导报》：对于外部环境，我们是否可以用“更好”还是“更差”来描述？
郑永年：我觉得总体来说，西方的批评会持续，但并不见得国际环境会更坏。奥运会被他们当作了批评中国的机会，但没有奥运会也同样会找到其他的机会来批评，比如所谓人权、环保问题。应当说，这些问题其实也是中国本身所一直关注的，并取得进步。重要的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有能力消化这些批评所带来的负面因素。像今年中国所面临的外在压力，如果放到以前，可能就担负不了。上半年连续的天灾人祸，中国人不仅顶过去了，还举办了很成功的奥运会，这说明中国承载压力的能力提高得很快。
膨胀的心态不符合国家利益
《国际先驱导报》：中国现在还需要韬光养晦吗？
郑永年：很多人说，“中国现在想韬光养晦也难”。实际上我觉得，大家往往忘了后面的那句话，就是要“有所作为”。韬光养晦不是要无所作为。我觉得这句话从整体来说才是对的，也继续有效。韬光养晦是说不要当头，不要老去挑战人家，现在即使成功举办了奥运会，中国相当长的时间内仍然将侧重国内的发展。现在的确有很多发展中国家希望中国能当头，走与西方不同的道路。我觉得中国应该保持清醒的认识，你不能把西方当成敌人。即使西方把你当成敌人。现在经济全球化了，很多方面还是要和西方打交道。中国的经济发展使得中国具备能力化敌为友。
《国际先驱导报》：不是和西方对着干，而是争取化解双方矛盾。
郑永年：当然，这是有所作为。现在有些人心理很膨胀，觉得自己取得了高速的经济发展，变得富裕了，就小看其他国家。这是很危险的。虽然中国举办了成功的奥运会，得到了国际社会一致称赞，但过于膨胀的心态并不符合国家利益。国家利益来自于冷酷的理性，而不是膨胀的情绪。
世界评说奥运中国——
新中国从“鸟巢”起飞
四年一度的体育盛事已经画上了完美的句号，而北京奥运会留给各国媒体的，却不仅仅是赛场内屡破纪录的辉煌，还有他们在奥运前后对中国的全方位观察、分析和判断。
开放中国带来国际地位提升
北京的真正变化是深层的思维方式的变化。这是一个新社会的诞生：法制国家的建设得到强化，文化在国家政治中占有了一席之地，社会自治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向前推进，全新概念下的公民日益成为铸造中国城市、机构和社会关系的主体。
——8月4日，西班牙《先锋报》
世界应习惯中国的超越和改变，中国还将在艺术、商业、科技和教育方面留下同样超越世界印象的足迹。在西方崛起的时候，中国文化不得不随之调整。现在，该轮到我们不顾一切地追赶崛起中的亚洲了。
——8月21日，美国《纽约时报》
今天的中国尽管还存在着诸多问题，但它已经走过了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路程，奥运会之后的中国，将继续走向开放。三十多年以前，封闭的中国无法想象类似今天的开放和包容，一个越发开放的中国，或许也将日益展现更多的自信、从容。一个在开放道路上继续行走的中国，虽然并不完美，但却很真实。也因为还在持续开放，它才会在彻底甩掉旧时代的羁绊之后，能够迈向更有希望的未来。
——8月22日，新加坡《联合早报》
奥运成功提高民族自信
北京奥运会象征着一种视野的变化。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国将自己视为一个软弱而不堪一击、历史辉煌不再的国家。现在，中国强大起来，并且开始重新争取万众瞩目的地位。儒教传统所强调的道德力量开始重新被提及。政府主要是依靠道德榜样、礼仪规范和以德服人来赢得世界人心。理想就是建立一个关爱和同情至上的社会，狭义的爱由家庭开始，然后扩展至国家和整个世界。
——8月11日，美国《新闻周刊》网站
值得注意的是，焕然一新的中国已变得无比自信，它相信以其所取得的、使当今世界从中受益的经济和科技进步，有资格坐在那些大国领导人中间，因为很难想像地球上哪个家庭没有中国制造的产品。经济和政治之间是没有界限的，北京希望在国际上获得相应的政治地位，尽管它永远把自己排在发展中国家之列。
中国注定会享用超级大国的交椅，我们已从“鸟巢”激动人心的盛宴中看到了，而中国需要急迫注意的是它的社会现状，这是中国的一个主要弱点，因为贫富差距和城乡差距正在扩大。
——8月12日，埃及《金字塔报》（见习记者胡雪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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