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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本报记者 龚丹韵
●嘉 宾：章友德（上海政法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教授）
新闻背景：在一所县镇中学的地理课上，两个学生打架，造成一死一伤，整个过程中，杨老师都视若无睹继续上课，由此招来一片谴责。大家称其为“杨不管”，认为恶劣程度尤甚“范跑跑”。然而事情并不简单。媒体曾曝光该校有学生砍断过一位老师的四根手指。
龚丹韵：许多人猜测，杨老师不去管，是因为他实属无奈，“不敢管”。
章友德：不可否认，教师现在所处的外部环境非常微妙。负面报道屡见不鲜，社会对老师的信任感大大降低，再加上如今的一些家长特别溺爱孩子，学生稍有风吹草动，就会找学校。这些前车之鉴，可能让老师们感到顾虑重重，害怕万一没管好，还会引来意想不到的麻烦。
但是，不管有多少外部理由，维持课堂秩序的责任，杨老师不容逃避。这就好比警察碰到歹徒，明知有风险，也必须保护市民的安全。所以“杨不管”，不单是“敢不敢”的勇气问题。他能引发如此大的关注，是因为其背后，还触及了人们近年来越来越深的疑惑：现代教师，究竟肩负哪些职责？除了传授知识，是否还有道德责任？“管”学生能管到什么程度？“放”又该放到什么地步？由于社会转型，教师似乎和一般职业一样，只是劳动分工的不同，这导致一些本非问题的命题，现在都重新成为问题。
龚丹韵：您认为现代教师肩负怎样的使命？
章友德：不管社会如何变迁，也不管教师地位发生怎样的改变，老师的使命还是“教书育人”，这是颠扑不破的道理，即使到了现代，也不可能只是一个换取劳动报酬的教书匠而已。因为作为人类文明的传播者，注定老师必须肩负一般职业没有的道德担负。我们现在对此产生怀疑，是因为还没想清楚，通过教育希望传播给下一代的“知识”究竟指什么。除了专业知识、应用知识之外，更重要的还有为人处世的知识。人格培养，本来就在老师理应传授的范围之内。不管是否是班主任，是主科还是副科老师，都天然肩负“育人”的使命。
可长久以来，我们的教育让应试之外的知识，都成了尴尬的包袱。提倡素质教育后，它们名义上不是包袱了，但似乎需要专门交给班主任，交给课外时间、特别课程去处理，其他老师在课堂内仍然只负责教书。换句话说，我们把“教书”和“育人”的功能截然分开。这就导致，教书之外，老师该不该“育人”，什么时候“育人”，怎样“育人”，都有了疑问。副科老师“杨不管”的选择，绝非偶然，更是沉疴积蓄已久后的一次爆发。
龚丹韵：“杨不管”新闻中有一死一伤。此外，一些在校生勾结社会混混欺负同学、手段令人发指的新闻也时有耳闻。同学关系曾是“纯洁美好”的象征，怎么会走到如此地步？
章友德：今天，学生面临的社会环境已与过去大不相同。由于过度的娱乐化、商业化，现在的孩子都比较早熟，社会上的善恶美丑、人际关系，在传媒影响下，他们同样耳濡目染，感受深刻，孩子的模仿能力又特别强，所以未成年人的世界，俨然成了一个缩小版的社会系统。
遗憾的是，面对这个复杂的“小社会”，我们的教育还停留在单方面的道德灌输上，几乎挡不住现实的质疑。如果老师们的说教连自己都不信服，又怎么能说动敏感的孩子呢？进一步讲，当成人社会的道德、权威都在重塑中苦苦挣扎，我们又拿什么去让孩子相信？
因此，如何适应转型期的社会，成为了成年人继续社会化的重要内容。也许我们自己暂时也给不了学生清晰准确的答案，但至少可以主动教会学生，如何与问题理性相处。有些长辈却以为，除了考试，孩子不应有其他烦恼。结果，在成长过程中，几乎没人教他们怎样应对生活、交友中出现的矛盾，怎样通过协商解决冲突。即使有，也多是一些“不能说谎”“不能打架”“不能骂人”的命令。在这么多“不能”之后，矛盾怎么化解呢？没有下文。一些缺少情绪管理能力的孩子，一旦没人管，或忍无可忍了，情绪的宣泄，就战胜理智爆发出来。
近几年来，未成年人犯罪比例正在呈上升趋势。这已不只是教师一方的责任。有的家长、学校漠视孩子的人格养成，而外部环境，又是围绕物质利益，消费能力赶不上消费欲望的增长，潜伏着诸多负面情绪，这一切都令今天的教育难上加难。
龚丹韵：您对此有什么建议？
章友德：教师要有自己维权的组织，如教师工会等，对一些事件合理评议，制度维权。此外，学校的组织者、管理者也应承担起维护教师利益的责任，形成保护教师合法权益的社会支持网络，这样才能免去教师的后顾之忧。
其次，许多校园矛盾，源于老师不能平等对待每一个学生。比如喜欢成绩好、家境好的孩子。这也许出于无意，但学生能清晰地感受到，并引发种种情感反应。于是，有的同学溜须拍马、有的同学心理失衡，造谣生事、暗自腹诽、排挤弱小、保持缄默……正如社会上有“精英”与“草根”之分，不同小群体间形成分化，矛盾接踵而来。当公平已成为当代人的普遍诉求时，教师如何在小环境中贯彻公平原则，是一项考验。
龚丹韵：从世界范围来看，校园暴力也给人逐渐增多的印象。这是为什么？
章友德：古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集体纽带比较紧密，比如家族伦理、某些宗教等。迈入现代社会后，即使生在同一个城市，每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成长经历、生活感受，由此导致学生的价值观多元，尤其是对个体权利的重视和维护，这客观上增加了各种冲突的可能性。而当代媒体的发达，又能把一个犄角旮旯里的小事，在全球范围迅速传播。信息时代，让孩子的成长环境变得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所以，如何使学生在复杂社会环境中，形成真正的独立人格，在当代就显得更加重要。一些发达国家采取“公民教育”模式：尊重学生的自主意识，同时强调每一个人都应该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不讳言世事的复杂，同时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辨别能力。这样，当学生走向真实的社会，就不会感到学校和社会的巨大落差。
总之，在强调尊重人的权利的时代，师生沟通，如何做到人格平等；同学交往，如何做到善意协商，值得全社会深思。我们还有待形成适应社会变化的现代教育理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