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画：任山葳

　　杭州湾跨海大桥的建成，将给浙商带来发展政策和环境、发展模式转型、承接国际产业分工等多种机遇。对单个浙商来说，最大影响则是为他们的产业转型提供了契机和选择。一般来说，旅游业、物流业、制造业将是大桥建成后能获得最直接利益的几个产业。浙商可以选择加入或参股这些产业，也可以选择在原来的产业中增加研发等附加值，从而提升自身竞争实力。

　　一座大桥影响一个城市的发展轨迹，一座大桥影响一个省的经济版图，一座大桥影响整个长三角区域的未来走向，它就是即将通车的杭州湾跨海大桥。

　　不久前，浙商研究会执行会长，两浙民企管理促进中心主任，浙江工商大学浙商研究中心副主任杨轶清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杨轶清坦言，杭州湾跨海大桥将极大地提升宁波在全省、长三角区域乃至全国的经济地位。而作为宁波在省内的主要竞争对手，杭州在这一回合较量中失去了先机。但他同时认为，杭州可以借势大桥，并另辟蹊径，从而在下一回合实现漂亮翻身。

　　对整个浙江来说，杭州湾跨海大桥将是一次对经济版图的重新划分，标志着杭州湾新时代的来临。在这一过程中，浙江商人将扮演重要角色。

　　杭州宁波可以双赢

　　记者：杭州湾跨海大桥建成后，将对浙江、长三角的经济格局产生一定影响，省内的杭州肯定也将波及。那么，杭州究竟会受到怎样的影响呢？

　　杨轶清：宁波和杭州是浙江省内经济领先的两个城市。长期以来，两座城市以各自的方式发展经济，上演着浙江版“双城记”。但随着杭州湾跨海大桥的建成通车，有些专家预言，两座城市的实力平衡可能会被打破，因为大桥将彻底改变宁波目前的扇形交通末梢地位，使之完善为网状结构，而它的另一端还连着上海这座国际级的超级大都市。

　　随着杭州湾跨海大桥的通车，杭州湾区域经济将变得更加活跃。作为浙江的省会，杭州也面临诸多变数。杭州湾跨海大桥对杭州必然存在影响，主要有五个方面：

　　等边三角形的形成，造成甬、温、台等地的公路物流取直线进入上海，杭州的过境车辆流量和物流量会相应减少。这一影响还更多的体现在心理和感觉上。

　　由于慈溪、余姚乃至宁波、嘉兴等地的地理优势，将吸引更多的外来投资，使杭州湾产业链更明显地向东倾斜，而其中很大一部分原来可能会投向杭州。这对杭州的影响是最大的，它也将使杭州在杭州湾地区的龙头地位受到挑战。

　　此外，上海的高新技术产业有可能对甬、温、绍、台地区大举拓展，产生带动效应，而杭州市的高新技术在上述地区的竞争力受到削弱。虽然杭州的高新技术产业比较发达，但这是相对省内其他城市而言，它的竞争力在上海面前相对较弱。

　　当然，杭州并非没有还手之力。我认为，任何变化都是有利有弊的，关键是怎样化弊为利或扬长避短。在这一变化过程中，杭州不应该一直失落下去，从而失去扳平的机会。杭州更应该在这一变化中保持原有的产业优势，并以此为契机，把杭州湾跨海大桥带来的压力化为动力，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实现华丽转身。

　　杭州应该重点利用科技人才、风景名胜等优势，着力打造知识型产业，打造休闲旅游产业。尤其是休闲，目前杭州湾乃至整个长三角，还没有出现真正意义的休闲中心，而杭州最有可能成为这样的一个中心。这样一来，杭州不但缩小甚至避免了杭州湾跨海大桥带来的影响，而且也错开了与宁波的发展定位，使两座城市实现双赢。

　　令人高兴的是，在此之前，杭州市已经明确提出，杭州湾跨海大桥建成后，杭州将作为原杭州湾“V”字形节点担负着未来巨型上海城市休闲、学习、商务会展和类似美国加州“硅谷”、日本“筑波城”的高新技术研发中心功能。同时，杭州还将建设一条到上海的高速铁路，40分钟就可到达，交通优势比宁波还明显。

　　浙东南经济更活跃

　　记者：除了宁波、嘉兴外，大桥的建成还将给哪些城市带来更大的发展空间呢？

　　杨轶清：杭州湾跨海大桥最大受益者当然是宁波、嘉兴两地，但浙江省内的其他地区因大桥作出相应的调整，从而更容易地接受上海的辐射。其中，浙东南的区域经济地位会大幅提高，在招商引资和区域产业分工中，更显重要。

　　温州与台州地区今后在长三角地位会得到显著提升。杭州湾跨海大桥虽然离台州、温州有点远，但它却将两地都纳入了“上海4小时交通圈”，沪温、沪台不仅地理距离拉近了，心理距离也拉近了。这一变化将使台州和温州企业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今后两地的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将更趋活跃。

　　以温州为例，目前在沪创业的温州人有20多万人，创办企业2万多家，大桥不仅便利了两地往来，同时也将使温商重新审视“温沪布局”。目前在沪温州企业中，很多企业的研发中心设在上海，工厂留在温州。这种“身体留守、脑袋外探”的企业在大桥连通后， “身体”和“脑袋”的互动将更加频繁，反哺家乡也变得更容易。从这个意义上说，杭州湾跨海大桥将是温州与上海乃至与整个长三角地区联动的一个强有力的推进器。

　　全新地缘经济格局

　　记者：杭州湾跨海大桥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在浙江省内它还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

　　杨轶清：除了浙东南外，杭州湾跨海大桥还将给环杭州湾地区带来一个全新的地缘经济格局，也对众多城市的地缘经济战略提出了新的考验。

　　随着杭州湾跨海大桥的建成，杭州湾地区将步入真正的杭州湾时代，其区域聚合力将进一步增强，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将得到新的推进，这使得杭州湾地区能在更高层次，以更优越的区位优势，融入上海国际大都市经济圈，最终使这一地区从目前的“行政区经济”走向“经济区经济”。但遗憾的是，目前承载这些产业集群的各类园区基本上是以行政区划为界限，是传统的行政区经济的产物。今后应突破行政区划，以产业集群的主要聚集地为核心来组织专业化分工。比如，软件产业集群应以杭州软件园区为核心，纺织产业集群以绍兴滨海工业区为核心等。

　　除了影响浙江的地缘经济格局外，杭州湾跨海大桥还将对长三角的一些资源进行组合。首先，它将上海港与宁波港、太仓港、舟山港密切地联系起来，为长江三角洲地区港口群提供了便捷的陆路通道，可使各港口之间优势互补，进而支持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为上海、宁波、嘉兴、苏南乃至全国经济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大桥的建成也扩大了宁波港的腹地，使嘉兴、苏州、无锡、常州及苏北等地增加了一个走向世界的深水港，为这些城市开展国际贸易和对外经济技术合作提供了窗口和平台，对促进长江三角洲及沿江地区对外贸易意义重大。

　　根据有关媒体报道，在2020年之前，杭州湾还将崛起一座铁路桥和一座公路铁桥，可以预见，随着杭州湾跨海大桥率先通车，在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包括温州、台州、杭州、绍兴、舟山、宁波在内的浙江各城市新一轮合作竞争的序幕才刚刚拉开。当然，这一轮合作竞争也将带给浙江全新的地缘经济格局。

　　浙商发展机遇增多

　　记者：大家都知道，浙江是民营经济最发达的省份。杭州湾跨海大桥能给浙商带来怎么样的发展机遇呢？

　　杨轶清：相对于城市，受杭州湾跨海大桥影响最大的还是浙江商人，而且这一影响显而易见。其实，杭州湾跨海大桥从一开始就与浙商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可以说，杭州湾跨海大桥就是一座浙商大桥。几年前，我还作为宋城集团的副总裁参加过对杭州湾跨海大桥的投资，虽然后来宋城退出了，我也离开了宋城副总裁的岗位，但我还是一直关注杭州湾跨海大桥里的民营色彩。杭州湾跨海大桥允许民间资本进入，本身就是浙江商人的一个重大胜利，同时也是其实力的体现。现在，几个参股杭州湾跨海大桥的民营企业都表示已经从中受益。

　　此外，杭州湾跨海大桥的建成，还将给浙商带来发展政策和环境、发展模式转型、承接国际产业分工等多种机遇。而对单个浙商来说，最大影响则是为他们的产业转型提供了契机和选择。一般来说，旅游业、物流业、制造业将是大桥建成后能获得最直接利益的几个产业。因此，浙商可以选择加入或参股这些产业，当然也可以选择在原来的产业中增加研发等附加值，从而提升自身竞争实力。

　　最先受益回流效应

　　记者：在杭州湾跨海大桥建成前，很多宁波商人开始把总部回迁到宁波，其中就包括华裕集团、天龙集团等企业。那么，这种现象的背后究竟说明了什么呢？

　　杨轶清：在大桥建成后，有两种现象将越来越普遍。一种是一头在上海、一头在浙江的杠铃型企业，据统计，目前这一类型的企业仅慈溪一地年产值在500万元以上的企业就达3000多家。这类企业的好处显而易见：一是可以利用相对便宜的土地和劳动力成本，二是既可接轨上海，借助其资金、技术、人才和市场优势，又可借力慈溪和宁波民营企业众多、产品配套半径短的优势，做到进退自如。同样，在温州、台州也有很多这样的企业。

　　另外一种现象就是浙商回迁，尤其是宁波商人。以前为了发展，很多宁波人会选择去上海办企业，或者把总部迁到上海，而大桥通车前，已经有一部份企业回迁宁波。而原因也是非常明显的：有了杭州湾跨海大桥，上海其实就在宁波的家门口。我也了解到，2006年华裕电器集团逐渐地把上海的生产基地搬到了慈溪，并在慈溪成立了浙江红心电器有限公司；浙江中享电器有限公司也把上海的生产基地开始部分回流到慈溪，上海只作为营销总部。

　　这两种现象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按照区域经济的理论，在国际性城市、节点城市和区域的代表性城市如上海周围，通常存在着一个边缘区。而随着城市的发展，其一部分功能会逐步向边缘区转移。杭州湾跨海大桥通车之后，宁波将是这种“回流效应”最先的受益者，在接受上海的技术、资金、人才等方面，都将成为“近水楼台”。可以预见的是，大桥通车后，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将川流不息地从上海及全国各地、世界各地涌来，今后这样的企业会越来越多。记者林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