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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权力横向转移
“其实，发改委本身已经是一个典型的大部委了，为什么还引发大家这么多的争议？”一位与会的中央党校专家表示。
现场官员学者将其归咎于改革的不彻底，“政府职能没有下放，而是进行了横向转移”。
据与会的一名国家发改委官员介绍，这样的情况早在上次国务院机构改革中就存在。
1998年，国务院机构合并，国家发改委一下子合并了十几个部门。与之同时，有些职能本应该下放给企业、市场或是地方的，并没有随着机构改革而相应发生改变，权力只是在不同部门之间进行了一次横向的转移。
比如，国家发改委工业司只有40多人，却要管所有工业行业标准。虽然也委托一些协会来做标准制定的工作，但最后发布行业标准时仍由该司来承担，负担很重。
“其实，根本没必要管这么多的，但这些职能原属国家经贸委，在上一轮机构改革中，这些职能划转到了发改委。”该国家发改委人士表示。
因此，有与会专家建议，在本次机构改革过程中，应着力将政府管理微观事务的功能减掉，减给地方、减给企业、减给市场。
“首先，权力要纵向转移，垂直转移，有些权力一定要放给地方，要相信地方；其次，要相信市场，相信社会，有些可以让中介组织来做，有些可以让社会来做。”这位国家发改委人士表示。
大部制顺利实施，除了权力下放、职能转变之外，对权力进行约束与制衡也是必要的，要按照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相对分离的改革思路，建立起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
“权力不制衡，职能就没有办法转变；权力没有边界，部门互相之间就没有约束。”中央党校曹新教授表示。
在曹新教授看来，世界上一些国家的类似机构可以给中国改革提供一种思路。以西班牙马德里经济社会委员会为例，该委员会类似于中国的发改委，但权力要比发改委小得多。
作为一个公共咨询机构，马德里经济社会委员会的成员包括专家、公务员和企业代表，其主要职能是为马德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经济、法律咨询，经济社会发展的年度预算报告。
马德里经济社会委员会的一个特点是没有行政执行权，只有咨询与决策职能，所提出的政策法规和预算报告，必须通过议会批准后才能生效。
西班牙这种决策权和执行权分开，提高了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限制政府行政部门的权力，使政府能够真正成为有限政府，有效防止政府行政权力过大进而导致的腐败。
“西方发达国家在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相对分开的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大部委制，对于推进我国行政管理体制、组建大部制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曹新教授表示。
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一名高层官员则表示，决策可分为事前、事中和事后三层面，需要进行相应的制度涉及，以使其达到平衡。
“决策的时候，尽可能引进民主决策的因素，通过更多的技术手段，比如专家评审等来达到过程的公正。”上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人士说。
对于结果的公正，上述人士建议，主要是依赖公开机制，通过社会、公众、舆论的力量等来对决策结果进行监督，“形成一种倒逼的监督”。
是否要“上下一般粗”
理顺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被与会专家、官员认为是决定此次机构改革成败与否的另一个关键因素。
“不能搞上下一般粗的改革，有所作为的政府不代表是桶式的管理结构。”宁夏自治区副主席张来武表示。
而中国目前的政府治理格局是自上而下的。在国务院层面推进机构改革的同时，现场官员学者建议，应该在地方进行配套改革。
有官员学者认为，目前已经到了县、乡，特别是乡级政府，在这一轮机构改革中进行相应的职能转变的时候了。
“去年到地方做了一次调研，最基本的感受是：国家给乡一级政府的职能太多了。政府四大职能，我觉得到乡一级也就应该承担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这两项职能，诸如市场监管、市场调控这些方面的事，就不要再跟这个层级的政府过多强调了。”一名与会的官员说。
在理清中央、省市和县之间关系的问题上，中央党校经济学教研部施红教授给出一个解决之道——首先应该考虑各级政府财权与事权统一的问题。
1994年实施分税制改革后，中央的财政收入在整个财政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不断提高。目前来看，地方财政收入中增值税分配的比例占到25%。有的地方领导抱怨，地方的事权和财权相比，地方承担的责任与权力不相称。
“经过14年的改革，中央和地方的财权和事权之间的调整，还需要进一步深化。”施红表示，“这也是地方配套改革中的应有之义。”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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