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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淑义委员可能万万想不到,3月9日他在政协大会发言中提到,山东省正在济宁新建“中华文化标志城”,因工程庞大,建议以国家名义设立“中华文化标志城建设基金”纳入国家预算之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争议。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安家瑶直截了当地表示,“中华文化标志城”是打着文化名义破坏历史遗产和传统文化环境。她说将与社科、文艺等界别的百余位政协委员向大会提交提案。
这个问题的确值得我们会外的人议一议。“中华文化标志城”选址济宁,自然有选址者的道理,他们说了,“标志城”的东西南北,哪面是孔子的诞生地,哪面是孟子的诞生地,哪面是黄帝、少昊帝的诞生地,哪面又是墨子的故里,林林总总。尽管如此,济宁能否成为中华文化的“标志城”,仍然是一个不能轻易下结论、也不能单方面下结论的问题。“标志城”这种地位不是靠先下手为强就能够“抢”来的,不可能弄个既成事实,大家不承认也得承认。因此,在我看来,如果济宁不能称为标志,那么它不会因为添加了这样一个庞大的“人造景观”而成为标志；如果它已然可以称为标志,那么就更不需要一组水泥怪物来喧宾夺主,或曰大煞风景。
国人大讲“文化”有些年头了。早先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毫不掩饰地道出文化就是一件为经济服务的工具。最近两年,“认识”到文化是增强发展后劲的软实力之后,对“文化”的“发掘”又掀起了新一轮的狂潮。但掀开鲁迅先生所说的“皮袍”,不难发现下面藏着的“小”仍然是经济利益,换了汤却没换药。更可怕的,是当下聒噪的一些所谓文化,连那点儿能带来的可怜的经济利益都不沾边了。前两天在全国两会上,代表、委员们就全国各地无不振振有辞的政府公祭古人行为展开了争论。反对者认为,这种行为滥用公共财政,虚耗纳税人的钱,造成了奢华的行为,本质上是一种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这种对文化的极端歪曲,值得高度警惕。
与热衷于非驴非马的人造“文化”相比,真正的文化遗产往往面临岌岌可危的命运。我们的不少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失传,除了后继乏人,就是缺钱；或者因为看不到扶持的光明前景,才后继乏人。但我们搞人造的“文物”,却从来都有钱,有的是钱。“中华文化标志城”更试图把手伸向国库,就要拭目以待发改委怎样慎重论证了。昨天还有报道说,韩国提出要废除中国“书法”、日本“书道”等名称,而统一使用韩国的“书艺”,统一的目的是去申遗。人家抢了,我们的人又坐不住了。“端午祭”已经被他们抢走,虽然此端午非彼端午,但我们的不少人尚且分不清楚区别在哪里,遑论老外?“中医”被他们改头换面为“韩医”了,申遗工作也正在开展。能不能抢成,是另一个话题；关键是他们抢一个,我们才重视一个,在对待文化遗产的行动上总是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多少反映出我们对待真正文化遗产的真实态度:我们一些大权在握的人,注意力根本不在这里。
“中华文化标志城”的范围“共约300平方公里”,乖乖,这么大,怪不得要求援国库了。不过,好在现在终止它还来得及,因为它毕竟还只是处于萌芽阶段。现在不是刚刚开始征集创意规划方案活动吗?自3月1日始,9月1日止。锣鼓才敲起来,好办得多。等到像什么“中华第一祖龙”那样,那堵长达21公里的水泥墙都成形了再叫停、再拆除,巨大的浪费也已经造成了。如果“中华第一人造景观”不幸覆辙重蹈,就实在称不上是在讲文化,反倒有造孽的味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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