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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标志城究竟要不要建本质上是一个公共决策问题。而由于公共决策是直接影响到公众利益甚至公共利益的决策，因此在决策过程中，必须遵循民主化、科学化的程序，保障决策的正当性和合理性。然而，由于保障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决策机制和相应的程序安排远非完善，诸如领导偏好、政绩做秀、地方利益冲动、甚至权力寻租等因素主导的非理性的重大项目决策，在我国可谓比比皆是。在许多个案中，决策者为了给这些非理性的决策穿上一件漂亮的外衣，往往求助于各种专家、权威、名人，而且是越有名越好，人数越多越好。似乎只要有了名人权威的表态，公共决策便自然可以获得民主性、合理性和科学性。
借助名人表态的方式，决策部门无非是想进一步增强他们在决策过程中的话语权优势，营造“话语霸权”。话语霸权一旦形成，质疑、讨论和理性对话的通道便不复存在。然而，这种对决策方案的名人表态，并没有为决策的科学性增加什么实质性内容。因为公共决策的本质属性是公共性，而公共决策的目标、内容、后果等方面，无疑都与公众利益息息相关。公众才理应成为任何一个公共决策过程中最重要的参与主体，而不应被挤压到决策过程的边缘，成为政策和方案被动的接受者。无数事实早已充分证明，有效公众参与的欠缺，不仅严重影响了行政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以及决策的正当性，也影响了政府和民众之间的互动合作关系。因此，寻找公共决策中失落的公共性，恢复公众在决策过程中的主体性地位，理应成为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问题。
要不要建中华文化标志城的个案讨论的核心的问题在于：如何在公众、专家和政府三者之间，建立起一种相互制约、理性交流的程序机制，从而打破公共决策过程中权力和话语的垄断性结构，促进理性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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