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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济宁公开在本次“两会”上向国家开口要钱，要求将“中华文化标志城”建设资金纳入国家预算，并且呼吁“全国乃至全球中华儿女要做的事只有一件，就是‘戮力同心，共同参与’。”结果引来轩然大波，一时间成为众矢之的。
我在一篇文章里说，那些只重事物(项目)、“目中无人”的“文化”多数都是败家子文化。对于此类劳民伤财、“大山临盆”式的玩意，不管其拉怎样的大旗作虎皮，只要是动用了国家财政的钱，作为纳税人，我都有权表示反对，且不管这反对有没有用。
但话又说回来，板子完全打在山东有关部门头上，在今天的国情背景下，其实也不公平。如果我是那儿的县长、市长、省长，说不定也会出这么个主意，向国家争取一点转移支付，为父老乡亲带来点哪怕是暂时的实惠。旗帜拉得越大越好，那样就意味着转移支付可能也拿得越多。对于山东下辖的曲阜、邹城这样的孔孟之乡、历史文化名城来讲，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我们在保护历史文化，但历史文化却保护不了我们！”在那样的昔日富庶之地今朝的穷乡僻壤，要“创造”出一个能够得到国家立项和转移支付的项目谈何容易？文化的招牌其实是最好的东西了，可软可硬、可大可小。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是立国之本”，“最好投资就是对人的投资”，这样一种“目中有人”的文化才是活文化，才是立百年千秋大业的文化。诸如此类的道理，县长、市长、省长们都比我聪明，肯定比我更懂。但他们硬是要在那些死的典籍和仿制的没有生命力的仿古建筑等上面使尽浑身解数，乃是因为有一个还不尽合理的、不是以人为本位，而是以“事”、以项目为本位的转移支付体制在左右和引导着他们的行动。
且看，新华社前几天发布的《关于2007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08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摘要)：中央财政用于教育支出的有1076.35亿元(约占当年GDP的0.4%)，(比2006年)增长76%；中央财政用于医疗卫生支出的有664.31亿元，(比2006年)增长296.8%……2007年中央财政对地方(主要是中西部地区)的财力性转移支付达到7092.9亿元。而文化部副部长周和平在两会期间接受采访时表示，2006年我国文化事业总经费是158亿元，人均11.51元(作者注：还不够买半本300页的书)，其中农村人均只有1.48元(作者注：还不够买3支铅笔)。
这真令人感慨不已，也让我想起当今“世界上最有钱的教师”、新东方教育集团董事长俞敏洪。这位新当选的全国政协委员在两会上接受采访时表示，新东方将建设一所大学，专门招收贫困大学生；此外将筹款至少20亿元建立基金会，以资本运营补贴学费。他说：“我要用后半生，去实现已生根在我心中很久的一个理想：创建一所真正意义、非营利性的私立大学，让贫困学生也能上得起大学。它能够有一天，变成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3月9日《京华时报》)
有类似想法的人，可能不止俞敏洪一人，但在当今的中国，这远不是“主流文化”，还没有形成“主流价值观”，更没有成为“制度化的思想”。我们的一些地方政府，不是在人的健康、教育、文化投入上“戮力同心”，而是更像一个个企业，而且是花纳税人的钱办企业，只管投入，不管产出，还不用担心会破产。
本周二看《赢在中国》，来自美国、还在读大三的33号选手杨帆又让我大吃一惊。年仅20岁的杨帆，利用基因工程技术、组合化学技术、生物材料工程技术和纳米工程技术，使惰性的生物材料带上生物活性，从而达到抗感染的功效。这个发明被认为是为抗菌素后时代开了一条新路，21815号小行星以此命名。但令我吃惊的不是这个，而是她说，将来有一天，如果她像比尔·盖茨一样有钱，她要在国内办教育机构，将中国人送到美国去学习，然后回国创业。一个终年躲在研究室工作的人，小小年纪就把“人”的事业当成了终极事业。亦可见她所生活、工作的美国，这样的主流价值观何等深入人心。
大家都知道，文化的灵魂与核心是价值观，而文化价值观的最高表现形式莫过于一个国家的法律和制度。而我们的财政支出，体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文化、什么样的价值观呢？如果财政支出绝大部分用于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这些“人”的事业上面，地方就不用处心积虑、挖空心思甚至黔驴技穷地去拼项目了。而且那样的转移支付很好操作，哪里有多少人，平均收入达到多少，就可以形成硬杠杆进行转移支付了。而现在的情况是，“中央给地方多少，为什么要给，按照什么比例，考虑哪些因素，外人一概不清楚。”(北京大学财经法研究中心主任刘剑文教授语)这也导致了一个叫做“驻京办”的奇观。民建天津市主委、天津市和平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欧成中委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目前，省级驻京办事处有52家、市级有520家、县级则达到5000家，而我国县级政府才2000多个！为啥驻京办比县级政府的数量还多？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很多地方政府，都在通过驻京办跑钱。”(3月12日《中国青年报》)。这也就是李金华当年说的“跑部钱进”。
“中华文化标志城”揭示了当代“主流文化”的致命缺陷，不过，令人欣慰的是，3月18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表示：“这5年，我要下决心推进财政体制改革，让人民的钱更好地为人民谋利益。”积极推进财政体制改革，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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