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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否有到两会上“要钱”的动机，投资300亿元在济宁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的消息，如扔下一枚重磅炸弹。全国政协委员、山东省政协主席孙淑义可能没想到，他的“将此项目纳入国家预算”等5项建议，会遭到其他委员“群起而攻之”。100多名委员签名，要求对“标志城”进行重新论证。
“四面楚歌”中，全国人大代表、济宁市市长张振川明确表态：“标志城”肯定要建，“这个文化标志城最早是济宁提出来的，已经七八年了，还有69名院士的签名支持”。这话多半会被人笑话为“拉虎皮，做大旗”，纵观整个事件，虽然打着“中华文化”的标志，可地方利益的影子时隐时现。而在强烈质疑声中，济宁市的其他几位人大代表也对该项目表示支持。
“宁可三百亿拜鬼不肯拔一毛利民”——舆论对“中华文化标志城”的深恶痛绝，从“沸腾”的言论中可见一斑：
“钱要国家出，地位要法定，还要唯一性，别的地方不许再搞。全球中华儿女，只能戮力贡献，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如果要反对，估计就是‘文化敌人’了。我见识过赵本山的小品，还没见识过这么忽悠人的。”
官员们越来越喜欢戴“文化帽子”，“实际上只是地方利益假借国家名义，还不见得真是文化利益，往往就是商业利益……”
喊打“标志城”背后，实际上是民众对劳民伤财、大兴土木的强烈不满。济宁市的这个项目，因为是想向国家要钱，并上升为两会争议焦点，因此境遇尴尬。但假如，这笔钱全由地方财政出，阻力还会这么大吗？见过多少由地方决定并投资建设的“标志”项目，遭遇如此大阻力？
面对争议，“标志城”的首席设计者葛剑雄说，项目的建设和运行都必须得到全国人大的批准或授权，列入政府财政预算。连其建成后用什么名称，也得由全国人大批准。同理，各地方政府投资建设的各类工程项目，一样是交由地方人大审批，怎么很少见有人投反对票？
各种大而无当的拍脑袋工程，好看不中用的政绩工程，劳民伤财的面子工程，屡见不鲜、屡禁不止，甚至一些贫困地区也大兴土木，负债建设所谓的“标志”项目，弄得百姓苦不堪言。舆论除了“痛斥”之外，别无他法。很多项目就“程序”而言，完全合理合法——立项经过专家论证，投资经过人大审批。
在“标志城”的争议中，相比100多名政协委员的联名反对，对政府财政有着审批权的人大代表们，倒是显得更为审慎。这很耐人寻味。
一直以来，媒体对人大代表认真履职、积极作为寄予厚望。曾有评论指出：“有沉默的基层人大，就有奢侈的地方政府”。在楼堂馆所建设以及各种公款消费方面，一些地方人大与部分地方政府几乎可以等量齐观。如此格局下的地方人大，拿什么底气来主持正义？更何况，很多人大代表本身就是政府官员，你叫他如何否决自己的建设项目、投资预算？
专家不担责，监督无效力，让劳民伤财的建设项目畅通无阻。像“标志城”，就获69名院士支持。不管其背后是否有“钞票”的功劳，学者的公信力再次受损。
在一篇痛快淋漓的评论中，论者直指学者的操守和良知：“如果没有他们的鼓与呼，很多这种类似当年北京‘万人大食堂’的荒唐事，不会挂上文化的外衣，就这么堂而皇之地端出来恶心人。为这种事情提供文化借口的背书，知识分子的脊梁何在？难道真的要堕落到帮闲上去吗？”
这话当让所有参与各类项目设计、论证的学者专家们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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