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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后”代表委员走进重庆两会
本报记者朱丽亚
26岁的梁小波是重庆市渝中区环卫局汽车修理厂的一名修理工，也是渝中区环卫局进城务工青年团支部书记。而今，他又多了一个新身份——重庆市三届政协委员。
这位共青团界别的政协委员也是重庆市最新当选的最年轻的政协委员之一。
梁小波说：“今后我希望借助政协这个平台，把更多进城务工青年的民意反映给政府。”
出身“草根”阶层
正在召开的重庆市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和重庆市三届政协一次会议上，有一个群体颇受关注——包括梁小波在内，一共有5位“80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走进了两会会场，这也是“80后”首次当选为重庆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除了年轻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让他们备受关注。5位“80”后代表、委员中，有4人来自“草根”阶层。当选重庆市三届人大代表的谢洪松，26岁，是重庆新世纪百货公司的一名保安队队长，黄春燕，24岁，是重庆巴士股份有限公司的一名公交车乘务员；当选重庆市三届政协委员的3位“80后”中也有两位是农民工，除了梁小波外，还有一位是在重庆市川仪精密机械有限公司担任数控车间主任的27岁的赖长春。
几位“80后”代表、委员的人生经历颇多相似之处：他们都出生在农家，因为家境贫寒或者其他因素没能走进高校的大门，从而走上了艰难的打工之路，都在普通的工作岗位上作出了优异的成绩。
黄春燕所在的820路队，是从九龙坡区杨家坪到江北区龙头寺的高级车。这个总是面带微笑、热心又细心的女孩，给很多乘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先后获得了重庆市“五一劳动奖章”、“第二届十佳农民工提名”等荣誉，业余时间还拿下了经济管理的大专文凭，目前仍在继续攻读学士学位。
自认“比较勤快的”梁小波从汽车修理的学徒工做起，一开始“就是跑跑腿，师傅喊做什么就做什么”，渐渐入门，他买了大量的书籍自己钻研，“有几年脑袋里全是汽车零部件之类的东西”。后来，梁小波被评上初级和中级技工职称，2007年5月获评“全国优秀进城务工青年”。
有“拼命三郎”之称的赖长春从第一次接触数控机床，到被公司破格提拔为数控车间主任，只用了不到一年半的时间。数控机床到厂之后，赖长春连续几个月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很快掌握了操控技术。公司的数控机床后来增加到18台，成了公司的主要生产部门，年龄小、没文凭的农民工赖长春被破格提拔为车间主任，并凭借其出色的表现当选为“重庆市优秀农民工”。
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当选
尽管在各自的岗位上都作出了不小的成绩，但“80后”代表委员无一例外地对自己的当选表示难以置信，甚至有人说：“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当选。”
梁小波说，在老家农村的父母也知道了，但他们不了解政协委员是什么，所以也不觉得什么。而黄春燕说：“打电话回家，先是妈妈接的电话，听说我当选了市人大代表，她很高兴，叫我爸爸来接电话。爸爸听完以后，有大概30秒到1分钟左右的沉默，然后很沉重地说：‘你肩上的责任很大啊，你是农民工的代表，要想好怎么样做好这个人民代表。’”
尽管还面带稚嫩，但“80后”代表委员都感受到了肩上沉甸甸的责任。
“以前不太关心政治，是觉得太遥远了。”赖长春说，“今后转变了，不仅要关心，还要积极参与。首先还是要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起模范带头作用。还要加强学习，多调查民意，多反映民生问题。”
梁小波也认为，首先还是要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然后利用业余时间多了解民意，多交一些高质量的提案。
从2007年12月，黄春燕就随身携带一个小本子，把老百姓反映的问题随时记下来，如今这个本子已经记了10多页。
情系农民工
重庆市的两会上，4位“80后”代表、委员都把自己关注的对象锁定在农民工的身上。
“农民工外出打工，因为流动性很大，很多用人单位都没有为他们办理各种社会保险，政府应该怎样督办是个问题。”赖长春说。
“农民工在城市的住房很差。”谢松洪说，“大多数农民工租的房子潮湿阴暗，而且很多人住在一起。大多数农民月收入只有1000余元，按这个收入，买房太不现实。应多给农民工建廉租房。”
梁小波提出了《关于进一步提高进城农民工工资待遇的提案》。他说，以他工作的环卫局汽车修理厂为例，因为环卫系统的汽车包括垃圾运输车、洒水车以及垃圾清扫车等，都是大型的柴油车，修理这些汽车又脏又累，每个星期也没有固定的休息时间，但一个月下来，所有收入加起来也不过1200元。从事环卫一线清扫工作的环卫工人收入就更低了，刚刚在最低工资标准线上。2007年猪肉、油、粮食价格飞涨，常听到工人们感慨：“以前还能经常买点肉吃，现在连肉都不敢吃了。”梁小波在提案中说，希望政府能采取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来提高进城农民工的工资待遇，比如提高现行的580元的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加班工资水平和增加补贴等。
而农民工的业余时间如何度过，是“80后”代表、委员共同关注的问题。
目前管理着20人团队的赖长春希望政府和企业能够给农民工创造更多的培训机会，这种培训最好细化一些，针对性更强一些。“我现在的团队里有一半是农民工，一半是技校中专生，农民工并不比技校生差。从我自身的经历来看，农民工的发展和他打工企业的眼光有很大关系。农民工只要有机会参加培训，潜力是很大的。双方都是受益者。”
18岁高中毕业后进城打工的黄春燕说：“刚进城的时候年纪还小，对城市的认识懵懵懂懂，除了上班下班，无所事事。有一天我路过动物园的门口，看到两个农民工躺在公园门前的花坛上，就忍不住好奇地问他们为什么会躺在那里。他们说，工厂放假了，他们也不知道到哪里去，去逛公园、商场吧，太贵了，逛不起，所以他们就躺在那里看轻轨。”
黄春燕说，这件事给她的触动非常大。很多农民工尤其是青年农民工具有很强的可塑性，她希望政府多举办一些有针对性的培训和活动，让农民工有提升自己和表达才能的机会。
在新世纪百货做保安队长的谢洪松也说，农民工晚上常常待在出租房里，一起抽烟、闲聊，有时收集到一些废报纸，大家当成宝贝，排着队阅读。谢洪松的工作是负责保安的后勤，他经常组织象棋比赛、包饺子或看电视活动，深受大家欢迎。谢洪松建议，农民工多的企业，可给农民工专门建一个娱乐室，晚上可看电视、打球，“丰富他们的精神生活。”
谢小波委员建议，把进城农民工也纳入当地的社区居委会，进行统一管理。利用每天下班以后或者周末空闲时间，邀请专业的老师对农民工进行培训和教育，通过长期的培训提高农民工的整体文化素质。此外，农民工也可以参加社区组织的各种文体活动，让农民工真正融入到城市生活中去。
作为环卫局进城务工青年团支部书记，梁小波曾经组织过进城务工的团员青年参加过保护母亲河、看望孤寡老人和义务劳动等活动。“大多数进城务工的团员青年还是很有热情的，毕竟人活着不只是为了自己。”他说。本报重庆1月2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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