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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火车站。东莞-郑州的火车来了,农民工们井然有序地登上回家的列车。随着传统密集型产业在珠三角的撤离,昔日“世界工厂”的热闹场景和每年汹涌的民工潮或将成为历史。本报记者田飞摄
《劳动合同法》实施触发多米诺效应“世界工厂”面临转移之痛
珠三角工厂大撤离
上千家鞋厂倒闭,万余港企面临关闭潮,更多数量庞大的中小企业计划迁离或难以为继
“30年河东，30年河西。”
1月16日，佛山祖庙汽车站。湖北外来工肖汉军，和七八个同乡守着大堆包裹在站前广场的冷风中等待，在跨上驶离这座南方城市的客车之前，肖汉军留下上述感叹。
逼近年关，然而肖汉军一行这次回家，不为过年。
大半个月前他们所在均安镇的牛仔加工厂倒闭，在领到最后的工资补偿款后他们集体撤离。明年开春，他们从家乡出发的目的地将可能是苏州的某个工厂。
34岁的肖汉军几乎落泪，他依然记得10多年前初来广东，和另一批同乡挤在火车上时的兴奋和憧憬。如今一切已成烟云。
新年的元月，入冬的珠三角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转移之痛：上千家鞋厂倒闭，万余港企面临关闭潮，更多数量庞大的中小企业计划迁离这里。
在中国经济版图上曾独领风骚多年的珠三角，昔日热闹、辉煌的“世界工厂”的场景或将成为历史。
迁出去，引进来，由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向现代产业体系升级，是现实，也将是历史的必然。
脱胎换骨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企业、外来工大搬移后的珠三角，将迎来怎样的未来？在时下高压、躁动、犹疑、对峙交织的阵痛中，珠三角正站在裂变的十字路口。
20年来最严峻时刻
―――珠三角企业语录
“没有谁愿意走，但没办法再撑下去了。”
人民币持续升值，原材料涨价，工资成本上升，招工难，出口贸易受抑，政策频繁调整，刚刚又颁布实施了《劳动合同法》和“两税合一”新政，“我们的头上悬起了一把把刀！”
“珠三角中小企业的经营环境，就如同一张越来越紧的网。”
“什么都涨了，赚不到钱，连工人都难招。”
“这里发展的空间越来越小了。”
一年内倒闭上千鞋企
元月1日实施的《劳动合同法》，给了部分企业决定迁离的最后一掌。鞋企大面积溃退，致命的还是企业长期以来的“内伤”，《劳动合同法》只是压迫的“最后一根稻草”
梁嘉耀办公室的墙壁上挂着一张越南地图，他指着版图南部平阳省易安县的位置说：“明年，我们的新厂将迁往这里。”没有乔迁的喜悦。梁嘉耀摊开手，夹带港味的普通话里流露出些许沮丧和无奈。
52岁的他是东莞一家港资鞋厂的老板，18年前和许多从香港来内地的老板一样，在“世界鞋都”东莞市厚街镇办起了工厂，然而最近半年来，身边的许多鞋企一家家消失，梁嘉耀也在为他的工厂筹谋出路。
2008年1月12日，春节前20多天，这位香港老板再次从越南胡志明市飞回广州，下飞机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安排公司商议迁厂的会议。
“没有谁愿意走，但没办法再撑下去了。”在梁嘉耀看来，企业的负荷在以一种“加速度”连环袭来。人民币持续升值，原材料涨价，工资成本上升，招工难，出口贸易受抑，政策频繁调整，刚刚又颁布实施了《劳动合同法》和“两税合一”新政，“我们的头上悬起了一把把刀！”
梁嘉耀不讳言，元月1日实施的《劳动合同法》，是推动他决定最终迁离的最后一掌。早在新法实施前的2007年底，这家鞋厂就基本上歇业了，600多名员工遣散近2/3，“光补偿费就拿了几百万”。
梁测算，若按《劳动合同法》，鞋厂用工成本将增20%，这对本就不堪重负、利润在8%左右徘徊的鞋厂来说无法承受。“现在工人流动频繁，不仅麻烦，还会赔死的。”
“在东莞，约1000家制鞋企业中就有200-300家倒闭。”亚洲鞋业协会秘书长李鹏如是说。而东莞还只是珠三角的一隅，李鹏介绍，广东制鞋企业主要集中在东莞、惠州、广州、鹤山和中山这几个城市，总共有5000-6000家。近一年来关闭的大中型鞋企已超过1000家。在鞋企较集中的惠东有3000多家鞋厂，最近两三个月内，中小型的制鞋、鞋材厂就关闭了四五百家。
东莞宏腾鞋厂业务经理靳飞告诉记者，年关即临，许多仍在开工的鞋厂其实也都在考虑同样的问题：关还是搬？他预计春节过后，还将有一大批鞋企关门。
鞋企大面积溃退的原因，靳飞并不认同是新法使然。他认为，致命的还是企业长期以来的“内伤”，《劳动合同法》只是压迫的“最后一根稻草”。
所谓“内伤”，靳飞说，珠三角超过80%的鞋企仍靠“低成本、低利润”的加工贸易模式，始终居于价格链底端，利润仅在5%-8%之间。近年一系列原材料、工资、水电、厂房等成本飞速上涨，“新法实施之前大部分鞋企已经奄奄一息。”
靳飞说，提前关闭的大多是低端鞋企，有的关，有的搬，迁入地多为劳动力、生产资料成本更低的内陆省份或东南亚地区。
这一说法得到亚洲鞋业协会的佐证，该协会统计，关闭的鞋企中，有约25%迁到东南亚的越南、泰国、印度、印尼、马来西亚等地，有约50%迁到江西、湖南、广西等内地省区，另有约25%目前仍在观望中。
万余港资企业难过年关？
行业人士分析，春节前后将会有近1.2万家员工在200人以下的中小企业倒闭，其中更以港资企业为主
鞋业的撤退，只是珠三角暗流涌动的制造业集体大迁移的缩影。
东莞经贸局人士告诉记者，在传统制造业中，如服装、纺织、塑料制品、电子元件、金属和非金属制品等，均出现企业大规模撤退的情况。
近一个月来，记者走访东莞、佛山、广州、中山等地，一些昔日人气沸腾的工业园区，如今冷清了不少，许多工厂人去楼空，凌乱的地面留下企业搬走时的痕迹。
2008年1月6日，在佛山张槎办制衣厂11年的朱永新收到从株洲传真过来的一份合同，他正计划年后将工厂迁到湖南的长株潭经济区。
“什么都涨了，赚不到钱，连工人都难招。”朱永新说，2004年生产铜扣的铜还是2万多元一吨，现在涨到6万多元一吨。就连日常用的衣车油，2月份还是60元一桶，现在涨到75元。招工，两年前是600元到800元的工资，现在涨到1200元左右，技术工人到了1500-2000元，就这还为招不到人苦恼。
“特别是最近两个月，我们这里的制衣厂关了很多家。”广州市太和镇，在这里做了10多年外贸出口的工艺品厂老板邱林，也正打算把厂迁到非洲去。“我们主要是对欧盟出口，非洲原材料、劳动力成本要低得多。”
以树脂为主要原材料的泰奇工艺厂，2000年的树脂是5500元一吨，现在涨到14000元一吨。
“放开原材料、工资成本上涨不说，我们还可以‘硬吞’，但今年接连不断的各种政策，硬是把我们逼到了火山口上。”
2007年佛山玩具商张树鸿自杀事件，已经给玩具工艺企业带来压力和恐慌，随后各种限制政策又接踵而来。2007年7月1日调整了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政策；7月23日颁布“44号文”(《加工贸易限制类商品目录》)，纺织、家具等1853种加工贸易出口受限；12月底，新一批589种商品的加工贸易禁止类目录公布。
元月1日的《劳动合同法》和“两税合一”，邱林说，直接导致他的许多同行关门大吉，“剩1/3不到了，关掉的比搬走的多。”
香港工业总会一份针对珠三角港商的调查显示，珠三角目前约8万家港企中，有37.3%正计划将全部或部分生产能力搬离珠三角，更有超过63%的企业计划迁出广东。
一家台湾投资公司预测，2008年劳动力成本将增加8%，许多台资企业将转移到内陆省份或越南，东莞和深圳地区的几百家台湾投资的小厂明年将关闭。
深圳加工贸易企业协会会长陈永汉也表示，很多企业都认为目前是近20年来最严峻的时刻，他们面临环保要求提高、工人最低工资上调、加贸政策收紧、银行停贷、民工荒、供电紧张、劳动合同法及地方政府急促产业升级转移等众多压力因素。陈永汉说，按此形势发展下去，春节前后将会有近1.2万家员工在200人以下的中小企业倒闭，其中更以港资企业为主。
香港驻粤经济贸易办事处主任梁百忍也预言：未来两年，珠三角8万加工贸易型港企都将面临生死攸关的抉择。他呼吁港企要尽快转型升级或者迁移，越早行动越好。
多米诺倒闭链
东莞一包装厂负责人分析，大面积企业倒闭或迁离，引起的多米诺效应正在形成，春节过后“倒闭冲击波”会越来越明显。1万家较大的厂倒闭，集群链条上会有20万家小厂受影响
2008年1月10日，东莞市中堂镇。
一家纸箱厂人员在菜市场附近电线杆上张贴新的广告，“因公司另有发展，资金周转短缺……连厂带业务整体低价转让。”
纸箱厂老板、四川人郭婷婷告诉记者，工厂以前主要为东莞、深圳的鞋厂、制衣厂、电子厂等提供纸箱包装等，以前业务较为固定的客户近来倒闭了多半，纸箱厂的订单骤减，迫不得已转让。
中堂镇另一家包装厂负责人蔡华清说，大面积企业倒闭或迁离，引起的多米诺效应势必会形成，以前捆绑在企业上的链条会迅速崩解。蔡华清举例，拿鞋厂来说，一家较大的鞋厂关门，为鞋厂提供配套的纸箱厂、印刷厂、包装厂、鞋的各种配件厂都将受牵连。“通常大厂有一二十家配套的小厂。”“而这些小厂，譬如鞋垫厂倒闭，又会引起更下端的连锁反应。就像一条大河决堤，周围的地带也都淹了。”
蔡华清推算，如果1万家较大的厂倒闭，集群链条上会有20万家小厂受影响，如果再加上更小的甚至作坊式的小店，这个数字还要乘以10.
“不仅企业形成了链条，生活的各方面也都形成了链条，做工人生意的商店会倒闭，针对外来工的幼儿园会倒闭，还有很多其它第三产业第四产业等等，都会跟着关。”
为整治污染、降低能耗，“陶瓷之都”佛山正对陶瓷企业全面施压，准备在近一两年内将低端陶瓷企业全面淘汰。而与此同时，“多米诺倒闭链”的影响成为令人忧虑的问题。
据记者调查，佛山最高峰期曾达到了10000多条陶瓷生产线，经过外迁和关闭剩下不过1000条，今年还将再强制性关闭约上百条生产线。
南庄紫洞一家被关闭的陶瓷厂附近，很多士多或餐饮小店已经关门，或是准备转让。这里原本许多以外来工为主要客源的湘菜馆、川菜馆、江西菜馆、河南菜馆等，很多生意萧条濒临倒闭。
受冲击的不止于此。佛山石湾、南庄附近很多居住小区的出租屋，也因外来员工大量返乡，很多房子空了出来。“基本上都是租给做陶瓷的人，估计明年会少很多人租了。”佛山石湾榴苑路某房地产中介公司说。
佛山本地从事陶瓷行业的人，也在为出路担忧。“从小在石湾长大，见得最多的就是陶瓷，基本上都是在陶瓷企业里找工作。”阿荣苦恼着，除了做陶瓷外，他还能做什么职业？有阿荣这样想法的佛山本地人很多。
东莞一位从事运输的本地司机也忧心忡忡，工厂搬了，外地人少了，以后东莞原住民靠什么过日子？
“变身”之路并不容易
从“生产基地”向“总部经济”转型，正是珠三角许多城市谋求的“变身”之路
产业转移在珠三角，早该不是新鲜的故事。
如果说持续的原材料、工资等成本上涨，是市场不断向珠三角企业发出了信号，那么一直以来政府导向给企业释放的信息，是同样的指向：珠三角的出路只有一条，产业转型和升级是惟一的出路。
面对大量鞋企的迁出，东莞厚街镇镇长陈仲球表示，他并不为此担心。因为目前转移出去的只是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环节，而核心的技术研发和采购贸易依然留在东莞。目前东莞鞋的产量仍占全国的1/4，全球的1/10，厚街的国际鞋业采购商超过1000家。
陈仲球说，政府目前正做的事，就是在厚街镇打造一个亚洲鞋业总部基地。何谓总部？即新产品的研发中心，知识产权的开端，另外还是信息交流的中心，贸易订单的中心和定价的中心。这个基地是为整个行业提供高端服务的，它不一定给你增加一个车间，一个工厂，而是给你增加品牌，增加核心竞争力。
在东莞，一些优势的制鞋企业并没有迁移。全球最大的女鞋贸易商、美国利威鞋业公司总裁查理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们并不打算离开东莞，因为没有一个地方产业链像东莞这么完善，而且这里的工人做鞋10多年了，都很内行，目前在全世界仍然是最好的地方。
从“生产基地”向“总部经济”转型，正是珠三角许多城市谋求的“变身”之路。
据了解，目前各城市也已确定基本定位，深圳发展高科技，广州重点发展大型装备制造业，惠州是能源及石化基地，东莞打造为先进制造业的总部基地，佛山则大力发展陶瓷装备制造业和产业总部经济、物流、会展、研发中心等现代服务业，“拒绝污染，做强陶都”。
变身，对遭遇发展瓶颈的珠三角来说，也是基于现实的迫切选择。而如今珠三角的现实是，虽然产业转移和升级喊了多年，但“雷声大，雨点小”，传统的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企业占据着主要份额。
数据表明，珠三角地区家具制造、皮革、服装鞋帽等行业用了全省用工的25%，但是只创造了8.5%的增加值。东莞由于工业用地已近饱和，2006年上半年有24宗首期投资超500万美元的项目因用地指标不能及时解决而被迫搁置，涉及投资总额11.68亿美元。
不仅是来自土地等资源的压力，省统计局提供的数据：广东2007年全省人口达9450万，可能成为第一人口大省，主要是外来人口迁移带来的。如果再不把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资源、环境、治安、社会管理、外来工的子女读书、住房等压力都很大。
升级需要空间。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李新春说，劣质企业的退出，给优势企业腾出了做大做强的空间。从中长期来看，本地的产业集群不但不会缩小，反而会因优势企业的做大做强而不断提升竞争力。
早在3年前，政府就在努力为珠三角的加工制造企业“寻下家”，在广东省东西两翼和山区等地规划了多个产业转移工业园，接受珠三角产业转移到当地。目前全省入园项目已达477个，投资总额454.9亿元。
然而对于转移，各地政府部门都感觉到，并不是搬个家、换个地方那么容易。
产业转移触动的现实利益
一个逐渐失去生产制造能力的总部，如何能保证不会有空心化的危险？珠三角在产业“旧去新来”的衔接上，是否做好了充分准备？
2008年1月6日，中山市东升镇105国道旁的工业区里，几间大规模厂房空荡荡地闲置着。
代理出租的恒达物业公司经理金晓玲告诉记者，几家厂房面积均在20000平方米左右，以前是做电子厂的，元旦前企业搬走，到现在还没租出去。
金晓玲说，以前是“招商引资”，现在是“招商选资”，污染严重、劳动密集型的低端企业不让进来，导致原有企业搬走了，新的企业又没进来，空置的厂房比较多。
“把企业都往外赶，我们自己不就空心了吗？我们也想让低端的企业迁走，但又希望在新的产业没有补充进来时，企业外迁的规模不要太大，否则对村镇经济会有影响。”一位地方官员表示。
东升社区村民梁庆安说，各村居民收入和福利很大一笔都来自厂房出租，如果厂房没人租，村民的福利自然就少了。他认为应该务实，有好的企业来了再动员落后企业外迁。
产业转移触动的，是很现实的经济利益。
与中山毗邻、全国闻名的“家电之都”佛山顺德也面临“产业空心化”之忧。最近几年，美的、格兰仕、万和等知名品牌都将部分产能迁移到了中山等地，虽然“家电之都”的地位在国内尚难动摇，但大企业外迁、影响力限于地域性等问题还是有人担忧。
顺德也在致力于打造“总部经济”，龙江镇一家电器厂生产经理黄立昌说，顺德家电产能转移后，总部变得越来越“软”，总部有边缘化的倾向。他的担忧在于，一个逐渐失去生产制造能力的总部，如何能保证不会有空心化的危险？黄立昌说，我们的国情就是人多，劳动力便宜，现在一窝蜂的都转型，都搞高科技，都建总部，我担心有些脱离现实。“最起码的一条，高科技、升级、创新都需要人才，哪有那么多人才来支撑呢？珠三角廉价劳动力、中低端人才还是主流。”
黄立昌认为，原有企业外迁必然短期内给当地经济带来一定的冲击，税源减少，经济总量削弱。作为地方就应思考：原有企业怎么迁走？新企业招进来会不会有新问题？采取什么措施留住想外迁的高端企业？留不住的话，如何避免交接期的“空心化”？
迈入“3000亿GDP俱乐部”的东莞最近爆出新闻，连续20年的高速增长，去年慢下脚步，创了新低。预计今年东莞的GDP增幅更低，只有14%.
有分析认为，东莞GDP增速放缓，有制造业陆续迁出，新的产业未及时补充进来，遭遇“产业空心化”的原因。
对此东莞市委书记刘志庚表示，“不能光讲GDP，要看经济质量，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人口与自然协调发展。”三来一补企业为东莞的原始积累贡献了第一桶金，但现在问题暴露出来了，“人口多，污染重……只讲发展，没有讲科学，代价非常大。”
“是机遇，也是挑战。”深圳市副市长张思平谈到企业升级时说，“如果处理得好，将能够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如果处理不好，就有可能像香港那样空心化，削弱城市的竞争能力。”
走出去是否就能起死回生
迁到外地固然可以降低用工成本，但不完整的产业链会导致原材料配套成本的上升
转移，对面临困境的企业，是否一剂起死回生的良药呢？
从珠三角出发，沿着辐射状的各条高速公路北上，正是大部分企业的求生路径。
赣州市被称为江西省的南大门，紧邻广东，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招商局局长冯钰说，以前他们是主动找客商，现在很多企业主动找上门来。目前落户开发区的企业有200多家，以现代轻纺、电子电器等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主。
赣州华坚国际鞋城董事长、50岁的张华荣是第一批到赣州吃螃蟹的广东商人。5年前他从东莞来到这里，建起了制鞋生产线。两年后，又在劳动力更便宜的越南建了两条生产线。
赣州的劳动力成本，张华荣说，人均月工资要比东莞便宜300元左右，而且人手充足。水电成本也要低不少，赣州每度电0.68元，东莞是0.9元多，赣州用水每吨0.9元，东莞则是1.5元。越南的劳动力成本则是中国的3/5左右。
但迁出了广东，并不表示一切都顺利。
一些工厂“北移”之后，发现当地的产业配套不完善、交通物流成本增加。“在当地运费最少要占成本的10%，而在深圳东莞运费只占生产成本的3%.另外不少的企业还得在当地买地建房，而不像广东这边有一个成熟的厂房租赁市场。”
在越南，劳动力成本是优势，但在产业配套方面同样不方便，配件和原材料都得从东莞运过去，物流成本大增，技术工人、管理人才也是较大问题，研发几乎是零。
广州市致新工艺品厂总经理胡刚宝说，早在几年前，他身边的很多老板都已经实现了转移，把厂建到越南、柬埔寨、印度等国家去了，那里人工便宜，贸易战也没有这么激烈。
但转移并非那么简单，胡刚宝说，经过20多年发展的珠三角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与生产能力相匹配的产业链。迁到外地固然可以降低用工成本，但不完整的产业链会导致原材料配套成本的上升。
胡刚宝说，转移不是简单一家企业的事，而是整个行业的事，譬如鞋厂转移了，耗材厂、配件厂、原料厂、主料厂，统统都要跟着转移。很多企业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后，才发现什么都做不了。
“转移不成，就转型。”胡刚宝说，但自主创新、品牌创新不是所有的企业都适合。有些企业就适合制造业，善长成本控制和管理，毕竟做了这么多年了，你让他放弃熟悉的，转型搞其它产业，谈何容易！
但转移成功的例子也有，胡刚宝说，一些动作较早、迁入地政府有远见的企业还是在当地站住了脚，而且随着“扎堆”的企业越来越多，配套的问题也得到解决。华坚鞋城的张华荣是例子之一，今年，张又准备斥巨资在东莞厚街建一个超大规模的世界鞋业(亚洲)总部基地，将基地定位为研发、贸易、品牌孵化、物流的亚洲总部，并免费为入驻的企业提供服务，带动行业转型。
谁能守到最后
“如果按新法，我们都得关门。据我所知，大多数小厂都没照办，都还在观望。对峙成了无奈的选择”
“目前的现状是，大多数企业还在对峙和观望。”
在珠三角从事外贸加工制造业近20年的赵新春，向记者敞开心扉透露了他所掌握的实情。
赵说，相对于年前倒闭撤退的企业，珠三角数量更庞大的制造业群体大多数仍按兵未动，在“暗中对峙，察言观色”。
年前，赵新春家乡一位县领导来广东招商，希望他把厂迁往家乡，并许诺了一大堆优惠条件，但赵婉拒了。赵说，不是不愿为家乡做贡献，而是回去没法发展，“我要找个螺丝钉，还得跑到广东来订货，包装、物流都不方便。”
“而且我已经在这里打拼多年，事业根基在这里，对这片土地我有感情。”
对《劳动合同法》的实施，赵新春选择了沉默。“如果按新法，我们都得关门。据我所知，大多数小厂都没照办，都还在观望。”
当然，对《劳动合同法》赵并非全然无动于衷。元旦前他就数次召集管理层开会，要求敏感时期对待员工尽量人性化，千万不能让员工投诉、闹事。
为安抚员工，赵还投资修缮了员工宿舍，食堂伙食也做了改善。
“对企业来说，违法成本远远大于守法成本。有工人投诉，翻不了天。我违法的成本，一年查一次，罚一万元不得了，要按新法，工人经常加班加点，一年来来去去100人，肯定超过100万了。”
赵新春甚至有些窃喜，近一年来与他一起竞争的许多同行，“人民币升值放倒了一批，原材料猛涨关掉了一批，这次新法实施又死掉一大批”，竞争对手一家家少了。
“珠三角这么多制造业，肯定不会都死。谁能守到最后，谁就能等到机会。譬如，这么多企业倒闭之后，这些工人怎么办？失业率会不会激增？别看现在招工难，到了明年、后年，说不定工资成本会降下来，又有人托亲戚找朋友送人来做工，而且到时政府命令又来了，你这个厂，今年必须完成多少多少人的就业指标！”
赵也坦承，珠三角产业转移、升级的政策肯定是对的。制造业是“雁行企业”，永远向劳动力成本低的地方迁移，曾经美国、日本、“亚洲四小龙”都是这么过来的，如今珠三角遵循着同样的规律，这里成本上升后，势必向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方转移。
“规律是不可阻挡的。”赵说，这么多劳动密集型企业倒闭，是件好事，我们看到的也是珠三角未来的希望。但问题是，操作上太急了，替中小企业考虑得少了。应该多给一点时间。
“大多数企业还没准备好，突然喊撤，自然乱了方寸，对峙就成了无奈的选择。”赵说，对峙的同时，更多的企业是在观望，政策执行松就挺，政策执行严，那就不关也得关，不转也得转了。
赵说，他的想法，代表了珠三角目前还在观望的相当一部分企业心态。他们在等待自己命运的同时，也在观望、思考珠三角今后的命运。春节过后，他们倾注多年心血、亲手打拼出来的这片“世界工厂”的热土，会快速土崩瓦解奔向尽头吗？而在前方等待珠三角的，又将是什么样的未来？
□采写/摄影(除署名外)：
本报记者占才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