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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十年间，央视春晚邀请过我和佩斯几次。可能也因为版权的事，情感受到影响，我对上春晚已经兴趣不大。” 1月5日，朱时茂接受本报专访，对流传已久、真伪难辨的“封杀”之说，他面有难色：“内情很复杂，不好说。”
1999年，陈佩斯、朱时茂状告中央电视台下属的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侵犯版权之后，曾稳坐小品第一把交椅的两位笑星就告别了春晚舞台。
观众要二人回归春晚的呼声十年不断。有消息说，2008年二人婉拒央视，将牵手湖南卫视。朱时茂予以否认：“我们跟湖南卫视没接触。今年的确接受了某直辖市电视台的邀请。具体是哪家，还不能告诉你。”
哪个直辖市现在不能说
■湖南卫视没跟我们联系
青年周末： 有消息说湖南卫视邀请您和陈佩斯2008年春节演小品，而你们也表示愿意考虑。为什么会考虑湖南卫视？
朱时茂： 湖南卫视没有邀请我们啊，我也没有考虑湖南卫视。我都不知道，是网上说的？我觉得他们可能是在说事儿，包括每年都有这些传闻，包括前一段说我们要上央视的春节晚会，基本都是无中生有。
不过，今年我们的确会参加一个地方电视台的春晚。
青年周末： 哪家电视台？
朱时茂： 他们电视台不让说，那我就不能说了。
■吃人嘴短，只好答应上某台春晚
青年周末： 你们和这家电视台之前有什么渊源？他们凭什么打动了你们？
朱时茂： 那也是一家大的电视台，不是小电视台，起码是直辖市的。
要说渊源有一点吧，过去有过合作，但很少，没有正儿八经上过他们的节目。
我觉得他们非常诚恳，他们的总编从去年就提起这事儿，开始请我和陈佩斯一块儿吃饭商量，就这样，总是吃了人家嘴短，觉得欠这么一个事儿。
去年就开始有这个准备，但是时机不够成熟，就定在今年上了。其实今年也不能说很成熟。有这么一个想法，现在也正在进行中。
哎呀我跟你说了这些，没有违背他们的意思吧？他们说不能说这个事，我就不能说啦。
青年周末： 陈佩斯说，你们与央视春晚的理念不合，比如1988年，演《狗娃与黑妞》你们要借助电影蒙太奇的手段，但被拒绝。今年这家地方台给了你们什么样的创作空间？
朱时茂： 他们会按我们的想法和要求去做。今年这个小品的结构和以前有所不同，有一些探索性的东西。
现在大的晚会强调直播，但我觉得对普通观众来说，评价一个节目的水平高低，不在于是否直播还是录播。观众接受的是一种信息量，是节目总体的水平。有一些可能要直播，有一些可能是录播，这个打捆到一块儿搞一个晚会也挺好，形式就可以更丰富。一定要强调直播这样一个概念的话，有很多东西就失去了。
青年周末： 今年新小品有探索性的东西，不担心大家不能接受，影响以前美好印象？
朱时茂： 我觉得最差的反映也不至于特别差吧。这个我们还是有一个基本判断。当然现在太忙，没有像过去上春晚费那么大的事了。事多了，热情自然而然就减弱了。
青年周末： 事隔多年再做小品会不会有生疏感？
朱时茂： 不会，我和佩斯平时虽然不上电视台，但是我俩都是中国广播艺术团的演员，还会参加一些演出，我们在台上还是有合作的，不会很生疏或者不适应了，就像人学会了开车一样，过两年、三年不开，拿起来还是照样开。
央视是否“封杀”内情复杂，不好说
■王宝社从不是我们的“御用编剧”
青年周末： 你们的“御用编剧”王宝社做了今年央视春晚语言类节目总统筹，听说您拒绝了他的私人邀请？
朱时茂： 他的确邀请过我，但我婉言谢绝了。
我现在就没想过上央视春晚这事儿。
另外说王宝社是我们的“御用编剧”不准确，他从来就不是。我和佩斯的小品“羊肉串”到“主角配角”，从来都没有执笔的，就是我俩坐这儿你一句、我一句对出来的，也没有编剧也没有导演。
我们只不过请王宝社给我们写过一个小品，就是1998年的《王爷和邮差》。其实这个本子一开始是1997年我们跟阎肃老师拉过一稿，后来觉得不太成熟，而阎肃老师那时候也忙，本子就搁下了。1998年，我们也没有时间，请个编剧来吧，这样就打了电话给王宝社让他搞了一下，只有那一次。
■我从不主动找春晚要演出机会
青年周末： 您以往上央视春晚的流程是什么？是您有了好剧本找到春晚剧组，还是他们先找您？
朱时茂： 我们没有去找过任何一家电视台说想在这出一个节目你看行不行。从来没有过，只是他们来找我们。我是那种“吃等食”的，一般都是人家打电话来，问有没有时间做一个小品。
我和佩斯在央视春晚的第一个小品是1984年的《吃面条》。在那之前我们就已经合作演小品了，就是所说的“走穴”。我们合作很偶然，是“自愿结合”的。1979年，我在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戏就和他认识了。1982年，我又住在八一厂招待所，他去那里打电话，就这样聊天混熟了。正好那年有人邀请我和佩斯演出，我俩就商量，合作演个小品吧，就开始构思、对词儿。最早演小品是在哈尔滨体育馆，演出的就是《吃面条》的前身。当时观众反应很好，主持人报节目他们都不听了，一直在那儿使劲鼓掌，我和佩斯都下不了场。
1984年央视春晚的导演黄一鹤听说了这事儿，就邀请我们演出了。
■版权官司让我情感受伤害
青年周末： 1999年和央视的版权官司后，你们再没上过央视春晚。这十年间，他们究竟邀请过你们没有？你们有没有被“封杀”？
朱时茂： 邀请过几次。具体情况很复杂，不好说。
青年周末： 请你们为什么不去呢？恩怨未了？
朱时茂： 我也说不清楚，现在说实话兴趣不大。也因为这个版权的事，情感方面受到一些影响。反正觉得它现在不是我心目当中一个重要的事。
青年周末： 上央视春晚那几年，小品在您心目中是个什么样的事儿？
朱时茂： 以前把这种春节晚会演小品当成一个比较大的事来做，觉得一定要表现好一点，每年都要不一样。刚从春晚下来就会想：行，今年可以了，明年咱们想个什么辙，找个什么题材？之后的一年当中虽然做着各种各样的事，但是也总会惦记着小品。
那时候我们特别认真，春晚直播前，我们想试演给观众看，就主动挨个儿给人打电话，问需不需要演出，好直接听到观众的反应。观众对这句话没感觉，我们下一场就变一下，换一个台词。直到春晚直播之前，在后台，我们的台词都在变化，不到最后一刻，我们永远是处于一种创作的状态。
青年周末： 还能拿出以前的状态来做春晚小品吗？
朱时茂： 很难……
现在春节我觉得特别轻松，可以踏踏实实地愿意上哪儿就上哪儿，过正常人的生活，再也不用为演小品把所有的事都排除了。现在觉得春晚好像离我很远，可能过去有一些做伤了。
青年周末： 理念不合会不会仍是你们不愿再去央视春晚的一个原因？
朱时茂： 我不知道你看过我们的小品《赶场》没有，内容是我们开着小汽车从沙漠上赶着去参加晚会，后来车坏了，在路上就开始发生一系列的事。这个小品实际上原来是准备给春节晚会的。在这个小品里，我们想借助电影的蒙太奇剪接，让节奏跳跃起来，观众不需要看到的部分可以省略，直接进入下一个环节。
但是后来因为春节晚会说要直播，而《赶场》受到现场舞台的限制，就被放到元宵晚会去做了，我记得那时候是袁德旺做的元宵晚会。后来这个节目又被摘出来单独播放，很多人觉得非常好，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作品。
■我和佩斯都认死理
青年周末： 根据网上调查，老百姓仍然很想看你们再上春晚，观众要求也不去？为过去的恩怨坚持不去会不会太小气了？
朱时茂： 今年我们之所以答应上一家地方电视台演小品，就是从观众的要求出发的。
而且我觉得可以通过多种形式让老百姓满意，不一定只有小品。今年我们拍了一部电影也在春节期间放映，这也是和观众沟通的方式。
青年周末： 您还挺倔。
朱时茂： 我和陈佩斯都认死理，属于那种一旦形成一种想法很难改变的这种。
我们和赵本山“出身”不同
青年周末： 您和陈佩斯退出春晚后，赵本山的小品称王。您喜欢他的小品吗？
朱时茂： 他的东西我有的喜欢，有的不见得喜欢。
小品演员的出身很重要。赵本山演二人转出身，必然有一些地方二人转色彩的东西加入到他的小品中，主要靠语言抖包袱。它和相声有着很多相通的地方，不是以表现人物之间的撞击和反差为主要手段的。再加上宋丹丹，他们一男一女，老头老太太，借助于一个事件，再加上语言上的刻画，这种东西有它的魅力。题材上面选择对了，他们还会有很多观众喜欢的。有一年他表演的是什么“赶大车”，那个小品我就觉得不是特别喜欢。他和宋丹丹演的很多小品长期以来带有他独特的人物性格，延续了他多年在观众心目中留下的一种人物状态，那样的东西就好玩。“赶大车”那种就不适合他的风格。
青年周末： 试想如果你们PK，结果会如何？
朱时茂： 我觉得这个是各有所好，赵本山的东西有他的特点，有他的特色。
我和佩斯的小品以人物性格之间的差别和撞击为主，人物的形态占了主要位置，语言是用来辅助人物性格的。因为我们是拍电影、电视剧出身。出身是很难改变的。
我们永远都是两个男人说普通话。我们也从一些相声演员身上学习语言，最初的小品《吃面条》，我们就找了马季、姜昆、侯耀文等人，给他们打电话：晚上到你那聊会儿天，把我们东西给你们说说，帮着参谋参谋啊。我们的结构大概就是那样，跟他们聊主要为了在语言上增加喜剧效果。有时候实际上你呆了一晚上，也没有很大收获，但只要给我们留下一句精彩台词就非常好。有时候就是丰富一下我们的想象力，帮助我们从客观的角度，用镜子给我们照一照。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姜昆给《烤羊肉串》加的一句话。陈佩斯演的卖羊肉串小贩糊弄工商局执法人员有一段台词：这就好比你们北京人特别爱吃臭豆腐……我的这个羊肉串它也是这个样子嘛!它吃起来臭,咽下去香!吃到肚里亮堂堂,不不不,吃得全身暖洋洋!——这句台词现在看起来也很不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