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建武：今天非常高兴，能够有机会向我们各位尊敬的领导、各位尊贵的嘉宾、还有很多老朋友交流。向大家来汇报一下我们的研究成果。
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围绕着我们国家的媒体产业政策，特别是报业的产业政策提一些我的想法。根据咱们会议主办方的要求，让我讲报业产业市场化，我想就讲讲《报业市场的化的政策供给》问题。这个词用的比较学术话，主要是想减少这个题目的敏感度。
首先我想关于报业市场化，我个人感觉在我们的领导层，包括我们业内，其实对这个问题还是有一些比较模糊的认识。有些同志的概念所谓的报业市场化就是把报纸摆在地摊上，就是报业市场了话了，我认为这是一种误解，我们学界有一些看法，说报业市场化指的是从意识形态为主的报纸转向以经营为主的报纸，这种看法也是片面的。我们的主题是学习十七大的精神。根据十七大的精神或者是整个改革开放以来的思路，我们的理解就是让市场在报业资源当中系统化，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很多的报纸也是市场化。
第二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报业市场化。这个问题我们前前后后整个10几年，反反复复的有不同的意见。我觉得十六大以后，包括十七大确认的发展文化体制的方针，可以说在根本上应该说是代表我们党的最高决策，来回答为什么要推进报业的市场化。因为我们认为基本上讲有这么几个原因，一个是现代技术和产业发展，这种双重的趋势在指向媒体的融合和产业融合，与人类创造活动的相关领域正在融合成一体。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就是一种高度的融合，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媒体行业如果不去顺应这样的趋势，不去实现这样的融合，就没有办法进一步的发展。在整个文化产业里面，媒体行业是核心部分。媒体产业在整个文化产业里面是价值实现的中心环节。我们报业又是改革的领先者，这些因素我们目前来通过推动报业的市场化，来推动我们整个的文化产业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报业的市场化会带动我们媒体行业的发展，从而带动我们整个文化产业的大发展，带动我们十七大所提出的政策目标，就是我们社会主义文化的大繁荣。这是第一个想讨论的问题。接下来想说的是报业市场化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必须把报业市场化的概念和它在实际运作中和意味着哪些环节和问题跟大家一起讨论一下。我认为报业的市场化有这么几个方面的内涵，一个是这个行业要产生发展，也就是说把过去社会主义文化产品的生产从消费转换成经营的生产。我们过去是作为消费直接通过计划经济的方式去分配，不是产业，不需要投入很多。这是当时的一种情况，它不需要经营市场，从整个发展文化产业的角度看，它其实有一个内涵，就是要经过一个市场的环节。在某种意义上讲，意味着我们这个行业它的生产并不直接的是作为消费品经营，而是有一个市场环节，体现为我们企业的利润，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去促进经济文化产业的发展，也就是说它的生产目的和性质上发生了变化。
第二个是我们的各种生产要素，也就是说在媒体行业或者是报业的各种生产要素，必须是在市场上能够买得到，就是要建立媒体市场。在这方面我们要知道我们现在的要素市场还不完全，但是我们的不完全到了什么程度呢？就是这个市场还没有形成。我们最后的目标是要形成打牌行业的一级垄断，统一开发有序的文化市场体系，这是我们中央的文件里面写得明明白白的。
第三个报业市场化的内涵就是媒体的企业文化。用我们比较标准的术语就是打造新型的市场主体，这个市场主体是现代企业。关于媒体能不能成为企业我们一直在争论。我查了一下有关资料，李岚清同志在1998年视察新闻出版总署的讲话里面说到的：“新闻单位作为企业，还是能管起来。”长春同志刚刚接管工作的时候，在深圳发展集团也有一个谈话。这个谈话里面他专门提到了：“关于媒体的性质，岚清同志有很精辟的论述，我想这个问题从理论上包括政策上其实不再是一个问题。”我们明确了这些之后，我想从这几方面来讨论一下我们的政策供给情况。我们的政策能不能支持我们的发展与改革？首先我们要思考在行业的产业化问题上，公益性和经营性能不能截然分开。我们在制定政策的时候是不是有点儿机械的想法，把公益性的东西和经营性的东西截然分开了。其实公益性的证明完全可以是由经营性生产。当然有些东西是政府直接提供或者是采取购买的方式提供都可以，但是我觉得不应该我们主观垄断的机械的把一个组织特别是一个完整的媒体组织分成两半，一本是经营性的，一半是公益性的。
这种方式其实在未来带来的问题会很多。那么我个人认为，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不应该机械地理解构建公益性的文化服务体系和我们媒体产业化之间的界限。不应该人为的设置这样的界限，更多的我们应该考虑结果。就是我们能不能借助一些经营性的企业去生产一些服务于公益性的产品，据我们的实践证明是可以的。我们的都市报大家都觉得它市场化的程度比较高，但是它同样服务于我们的党的政策。只要我们牢牢的控制住他们的人事权，就可以。
第二个问题是产业自主发展的产业政策。这个也有一些客观上的原因，比如说我们一直没有一个部门去统一协调这样的政策，我们的分工要不就是导向管理，要不就是行业管理，没有一个是管产业的，所以关于产业政策没有人去协调，一协调就要7、8个部门共同处理文件。这个和我们党提出来的要建立大部门制，应该说将来能不能解决这样的问题。比如说税收，我们能不能真正制定有利于媒体发展的税收政策，而且可以确确实实的让它执行起来。我们的文化产业政策里面有很具体的政策，但是没有具体的实施办法。具体的办法下来以后。文化体制改革的试点已经结束了。当然现在很多的文化体制改革试点的单位还再继续享用这个政策。很多问题都需要我们在政策问题上做统一的协调。
政策供给的第二个方面是我们的要素市场化。经营性的文化产业于是的前提是各种生产要素可以进入市场可以自由交易，没有这样的要素市场你的文化与中的所谓的要素市场配置就没有办法实现了。我认为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人力资源市场和资本市场。在我们媒体业有一个特点，在聚合资源和生产要素的前提就是要有传播权和出版权，这是我们的政治体制决定的。这种权利实际上是信息产品的生产品。在我们国家这种权利配置是和政治向来高度相关的，而且在我们国家这种权利是行政配置的方式。
有一些领导讨论我们的媒体集团怎么样做大？那首先就要考虑对于行政性的配置方式。这个不解决我们没有办法做大。所以昨天很多的同志提出来跨地区和跨媒体的问题，我的看法跨媒体在我们国家目前是一个行政问题。它有客观的利益在里面。而跨地区涉及到我们党和政府，我们党如何对国家实行政治临时，包括如何进行政治控制，这样大的根本格局。所以跨地区实际上是政治问题。跨媒体可以解决，但是跨地区是国家大的政治性政策。
我认为从来在媒体行业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的的确确是有很强的政治因素。如何把这两个目标有效的融合为一体，结合起来？这是我们需要认真考虑的。我们最近也做过一个调查研究，主要是研究新媒体如何发展。我们的建议是根据我们的政策目标，应该是控制内容放开形态。控制内容是对新闻内容的形态采取资格准入。可以把内容根据政治敏感性分成不同的级别。比如说政治内容是最高级别，这种内容可以是党和政府完全控制的媒体才可以有这样的生产权。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放开形态，只要有这样的生产权就可以用任何形式来生产信息。从而打破我们目前的一些困境。政策供给的另一方面就是资本要素市场。我们在政策上第一存在限制，比如说国有控股51%，这个是要求绝对控股。但是是不是可以我们在资本市场上相对控股就可以，只要它资本有一定的分散度，股本有一定的分散，不见得非得要求绝对控股。
另外一个就是剥离改制带来的融资障碍。一个是关连交易问题，很多媒体就是因为关连交易，或者上不了市，或者是上市以后不能增发，就是关连交易的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我们的某些政策带来的。比如说剥离改制的政策，是不是我们可以重新检讨一下。假如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媒体整体上变成一个企业，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关连交易的问题超越了。尽管现在证监会开始了对媒体的特性有所理解，也在尺度上略做了一些放宽，但是本质上这些规则没有动。
政策供给的第三个方面就是人力资源的市场。这里面有几个问题，第一就是我们的文化新闻出版单位的行政级别在一定程度上会妨碍高级人员的市场化。在这方面我们的干部配备等等很多方面，比较多的考虑的是行政级别。而对他的管理能力，能不能很好的发展一个产业，运作一个企业，我们在这方面考虑得少。而一些有管理经验的高级管理人员也没有办法通过市场的方式跟媒体领域的资产很好的结合。另外就是我们这些单位的事业性和员工的事业身份对人才市场的形成也是一个阻碍。所以说我们过去事业单位的方式历史很长，改起来是非常困难的。另外就是我们没有有利的政策来实现我们的人才的进入。事业单位的方式是不可能实现人力资源的市场化的。因为它就是国家按计划分配人。我们今天需要的是市场来配备，但是我们现在没有这样的一个很好的机制，包括员工的身份转换。实际上我们是没有足够的政策支持在这方面平稳的转换，包括给媒体的领导人更大的决心和动力。
我们在政策供给上的第三个方面的问题就是媒体企业化方面，这个方面我个人认为有这么几个问题，第一就是法人财产权和资产边界没有足够的政策支持把它明晰。我们现在虽然中宣部去年一直在推动搞国有资产经济划分，但是我们很多地方还是没有做到这个。在我们国家的体制里面，事业单位它的法人财产权和资产边界总是不明晰。这是一个对于我们下一步真正建立企业发展是一个大问题，就是我们的法人治理结构的现代化。我们的媒体法人系统其实归根到底还是党委会的主要问题。真正进行这种分析，实际上我们党委制的方式和现代企业制度的方式在本质上是两个相对立的制度方式。它的所谓的结合，严格来说是不可能的，因为它的规则不一样。实际上我们很多的企业改制之后，包括国有企业改制之后，为什么还是不行？就是关键的治理结构我们仍然是沿袭的旧。包括我们的上市公司，上市之后实际的治理结构没有变，真正做决策的内容没有变，上市之后反倒多了一层董事会。决策效率更低了，决策效率没有提高，治理机制上对管理层的激励没有。没有激励节没有责任了。所以类似这种问题我们现在仍然没有一个很好的办法去解决。甚至我们主管部门在这方面还没有一个清楚地认识。再一个就是企业家的选拔机制和考核机制问题。咱们很多的媒体老总做得好之后无非两个前提，一个就是提拔继续当更高的领导，一个就是年龄到了退休。我们看我们报业当年叱嗟风云的同志们，现在很多退得退，升得升，走得走。我一直在思考报业集团化的问题，我们能不能把报业好的经营者不要到年龄就退休的机制。所以现在搞得大家都是短期行为。没有这样的一种机制，我们的文化产业和报业做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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