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海民：各位领导、各位同行，会议的主办者要求我在这里讲一下报业的资本运作问题，这是一个命题作文，因为和我们在座的很多报业集团相比，我们的步子并不是很大。当然也有体会，因为京华时报是中国报业最早进行资本运作的报社之一。京华时报本身就是资本运作的产物，没有资本运作就没有京华时报，当时我们是身无分文，要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是很难的，首先我们是向上级要拨款，不给拨款，然后希望借款，但是人民日报不允许我们借款，我们要贷款，人民日报作为担保，但是他们不担保。在这三条路都走不通的时候我们就只有一条路：引进社会资金。我们2000年就谈这个事情，在01年的1月18号签订了一份有标志性的融资协议。也就是当天下午新闻出版署召开会议，有一个口头的协议，说这个融资的问题是可以商量的。那么我们确实是最早做这件事情的报社之一。在01年的时候我们同时办了两件事情，一件就是办了这张报，第二件事就是成立了京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我的名片上就有两个职务，一个是社长，一个是董事长。当时大家觉得董事长这个头衔还有点儿新鲜了，现在就不新鲜了，在座的有不少董事长和总裁了，这确实是中国报业的一个进步，中国报业的资本运作现在也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资本的杠杆一旦打动了就是一个大的调整。资本运作和体制创新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也是我们当前文化体制改革的两个大的任务。所以我今天重点谈一谈体制创新的问题。回顾我们这十两年的历程，我们从最初的项目合作，到后来的合资成立经营性的公司，再到结合上市，直接上市，已经走过了资本运作的初级形式到高级形式。这中间有不少成功的案例，比如说成立公司的，像华商报，像京华时报，还有就是21世纪报纸背后的公司。我认为都是成功的范例。就上市的来讲现在越来越多了，我们的博瑞(音译)传播，我们的新华传媒，还有北京传媒，都在资本市场上受到了关注，有的还受到了股民的追捧。但是总体而言，报业的资本运作成功案例并不多。失败的案例却是比比皆是。就是说我们的报纸先后进行了四到五轮的资本运作，投资者也换了很多，投资进去的资金累计有2个多亿，但是依然没有气色，反而每况愈下。在北京就是这样，比如说华夏时报，一茬不如一茬。即使是上市的报业集团也普遍存在问题，比如说股权不够合理，投资的形式跟不上，体制仍然是跟不上的，也出现了这么一个典型的案例，像我们的赛迪传媒，最早上市的报业集团之一，开始准备买壳了。
有成功的有失败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是体制问题是根本原因。如果是好的体制，可以用来保证整个资本运作的成功，保障这个事业的持续发展，给投资者一种丰厚的回报，也使我们自身得到一种转机和生机；如果是体制不行，那么进行资本运作的结果我想肯定是要失败的。投资者的钱打了水漂，血本无归，我们报纸自身最后也找不到北了，不知道该魂归何处。所以，我们现在讨论资本运作的问题，一方面要盯着外边的资金，其实资金是问题，更重要的是盯着我们自己，看我们怎么样才能适应资本市场的要求。与其说我们是在运作资本，倒不如说我们是在运作一种适应资本市场的一种新的体制。从理论上来讲，体制创新应该是资本运作的一种必然的要求，或者说是资本运作的一种法定的条件。或者我们更形象的说，体制创新实际上是我们进入资本市场的一个入门证。入这个门，你是需要资格，什么资格？你必须成为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没有这个主体，你就没有这个资格，从现在的情况看，我们绝大多数的报社并不具备这个资格。因为长期以来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束缚下，我们普遍是事业单位，甚至我们还把报社理解为机关的一部分，机关的延伸，机关的附属物。虽然我们后来提出来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但是由于你的基本属性是事业单位，你就不可能真正建立一个现代企业制度，你没有这样的企业制度，你就谈不上规范的企业管理。所有的企业管理就不可能落到实处。在这种情况下，做资本运作能成功呢？不可能成功，你也这个资格吗？你连门都进不去，那么怎么办呢？只有加快转体改制，特别是使我们的报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企业，你拥有这个企业，包括国家注资在内的全部财产权，你有承担经济风险的能力和责任，才可以经营。因为资本运作有很大的风险，如果你不是法人主体的话你是没有办法承担风险的。客观上是要求我们有一个产权清晰的、独立自主制度盈亏的形式，在这种情况下你才有了资本运作，你才可以把资本运作变成自主性的行为。换一个角度，资本运作也可以反过来推动我们的体制创新，因为不进行体制创新这条路走不通。所以它反过来会推动你，必须完成这件事情。任何投资者在进行合作的时候，在合作之前都会提出一系列体制上的要求。比如使产权制度怎么建立，比如说分配制度怎么建立，比如说决策的机制是怎么建立的，团队用人的制度怎么建立等等。在这些体制性问题没有取得共识之前，没有人愿意签这一纸协议，除非他是个傻瓜。因为资本天生的具有一种租赁的本能，它和我们的合作不会是慷慨的施舍，不会是无私的赠与，它一定是要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资产的最大化。
这种追求只有在一种规范的体制中才能够得到保障。另外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资本市场它是有规则的，这是一系列的规则、一整套的规则。这个规则是反映着资本流动的内在的规律，它也表达着各个投资主体它的意志，它的利益。同时它也体现着法律的原则和精神。其中有不少规则它是打破任何行业的，是通用的，甚至它是世界性的。我们能改变这些规则吗？改变不了，我们只能让这些规则来改变我们，我想资本它有这种意志，它有这种力量，资本的意志和力量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在资本运作的过程当中，实际上我们也在悄悄地改变我们自身。资本运作的过程往往也就是体制创新的过程，当然我们一开始是被动的，我们是不请愿的，但是我们不得不接受，我们不得不适应。那么这种接受和适应也恰恰反映到我们报业的一种历史性的记录。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进行资本运作同时进行体制创新，我们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总的来讲，要解决的问题还是一个法人制度的问题。这个结构的背后实质是处理好投资者利益关系的问题。处理这些关系具体讲有哪几个方面？我想有四个方面的关系。一个是我们控股的报业和我们的投资伙伴之间的关系。进行资本运作，引来了新的战略投资伙伴，就这必然的会改变我们报业的经济成本，会改变我们的产权关系。我们过去都是单一的投资主体，都是我们的主办者，主管者或者是上级机关。那么资本运作本身就意味着你的投资主体出现了多元化。有新的力量进来了，新的主体利益进来了，就带来一个任务，就是如何在制度上来确立各个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问题，各个投资主体的它的权利问题。这就产生了一种新的组织形式，报业的有限公司、报业的股份公司。这在世界上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了，但对中国报业是近几年的东西，是一个新事物。我们必须来理解这个新事物，也来爱护这个新事物。但是这里面也有思想问题，比如说我们过去讲社会资本进来量，总容易把它想做是一种异化的力量，其实不然。人家也是有志于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它不是敌对力量，只是想从中得到回报而已，得到的前提是必须把事业搞成功，人家是冒着风险进来的，所以我们现在是要转变过来，真正建立一种思想，一种什么观念呢？我们以国有资产为控股，多种经济成分共同来发展中国的文化事业，中国的媒体、中国的报业。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从制度上来确立、来保障大家共同的利益。这就代表了我们报业产权制度的改变，我想这种改变是很深刻的，这是第一层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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