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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鲁宁
当一个家庭的悲剧因媒体的披露演变成一个公共性质的“社会悲剧”时，当务之急，不能再让已承受着悲剧之痛的家庭，再去承受人们对“社会悲剧”产生的反思之“重”。
——鲁宁(媒体评论员)
从21日始，北京朝阳医院、北京卫生主管机构，还有那个死亡孕妇的丈夫，一直处在社会舆论强烈抨击的风口浪尖上。尤其是那个偏执到近乎愚昧又着实可怜的死者丈夫。
悲剧一经披露，国内媒体几乎倾巢出击，连续报道、追踪报道连篇累牍。质问、争辩、反思、建议、专家视点炒爆网络。反思医疗体制弊端，痛斥医学伦理沦丧，追问医德医风堕落，揣测死者丈夫变相杀人，所有的论者，都自视站立于道德、正义、悲悯、责任等人文关怀的制高点。
无论是记者、写手、专家、官员还是死者的亲朋好友，都有论的权利和论的理由。论者所言，无论理性还是偏激，同情抑或愤怒，都言之成理，情有可原，值得当事各方认真反思和检讨。
然而，在论之正当性和正义性之外，所有论之媒体、网民、时评作者、独立观察人士乃至于专家学者和官员，都忽略了一个当下最值得关注的紧迫话题，这就是以公共舆论作推手，促进当事各方从悲愤、尴尬、被动中冷静下来，稳妥处理善后，既让死者早日入土为安，又借助“物质”抚慰减缓死者家属极度的精神痛楚。
我这么说，决非否认问责的重要性。我只想提请所有关注此事的论者，尤其是作为承担舆论引领责任的众媒体清醒地认知，悲剧已经发生，悲痛无法挽回，凡事皆分轻重缓急，眼下，从死者家属最需要精神安慰着眼，舆论当首先促成此起重特大“医疗事故”妥善化解，然后再论及其他。
促成“物质”抚慰，媒体责无旁贷，至少媒体应当起到一个“和事佬”的角色，说得更直白些，此时，媒体引导舆论推一把，也等于帮助朝阳医院及背后的卫生主管机构下个“台阶”。
我这么说，基于下述理由：
一、医院需要有“人”帮着搭台阶打破僵局。根据现有医规，若家属不同意，医院不得擅自替患者做手术。这条刚性医规虽说不够人性化，但初衷毕竟是保障患者权益在先。至于机械执行此医规闹出了人命来，虽说可以问责医院的道义责任，但人们也要客观看到，院长、医生，包括众多病人，针对患者病情之危急，的确轮番劝告患者丈夫签字。何况，当患者丈夫在手术告知单上写下“坚持用药治疗，坚持不做剖腹手术，后果自负”的字据后，医院也并未放弃药物治疗……事已至此，分析医院之心态，面对强烈的道义拷问，医院当有稳妥处置善后的主观愿望，但考虑到各种复杂的原因和算计，还包括种种顾虑，置于医院的处境，不便直接表达这个愿望，倘若媒体能出来做个“和事佬”，医院当求之不得。
二、承受着失去亲人悲痛的家属，包括承受着巨大精神压力的死者丈夫，已无力面对媒体和网络舆论无休止地对医道之谴责，对制度之拷问，他们眼下最需要得到社会关爱和体恤的，恰恰是在舆论的助力下，尽可能得到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抚慰。我这么说，决非强调以高额补偿替代事后的问责。
三、当一个家庭的悲剧因媒体的披露演变成一个公共性质的“社会悲剧”时，当务之急，不能再让已承受着悲剧之痛的家庭再去承受人们对“社会悲剧”之所以产生的反思之“重”。
反观现实情势，迄今，媒体过度的反思、拷问式报道没完没了，看似行为高尚，其实际情形却似往死者家属的伤口上“撒盐”，效果适得其反。
早些年，碰到这类特殊的“医疗事故”，有关方面一个“通知”就可将其“捂死”。现如今，媒体的报道尺寸宽了些，但“开放”之后，遇到这类事件怎么报，的确大有讲究，大有学问，值得媒体总结思考加以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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