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因“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而向总理上书，如今监利以“湖北进步最快的县”被井冈山干部学院编入教材

　　“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这是2000年3月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致信朱镕基总理所说的“实话”。当时，监利成为中国继大寨、小岗之后“最出名的农村”，但出的是“恶名”：“三农问题的代名词、贫穷落后的代言人、上访告状的代表队”。

　　党的十七大召开前夕，《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来到监利县的乡村，所见所闻令人耳目一新，无论是普通农民还是乡村干部，都热切希望能再向中央报实情——“农民心情很好，农村变化很大，农业发展很有希望”。

　　农民的光景好了

　　“盲流如洪水、负担如泰山。”这是李昌平反映的首要问题。当年棋盘乡八成劳动力外流，撂荒面积2万多亩，“少壮去打工，剩下童与孤，又见负担长，惟望天地哭！”

　　这一年春节，角湖村农民李开明贴出春联，“汗水洒尽责任田，辛辛苦苦三百天；亩产千斤收成好，年终结算亏本钱”。他翻出当年的账本：一亩中稻卖320元，生产成本加上缴税费，总共352元，不算投劳投工，一亩净亏32元。

　　2003年，监利县实施农村税费改革，农民负担大减，棋盘乡“水产兴业、以水富民”的战略也落实到了李开明家，他将15亩低湖田改造成鱼池。那一年的春联道出了他家的变化：“税费一改革，党施仁政民减负；薄田改鱼池，千顷碧水万吨鱼”。

　　2005年，农业税全免。李开明算了一笔水稻账：一亩中稻卖700元，负担补贴两抵，扣除开支，每亩净收入500多元。于是他又贴出了新对联：“千年等一回，种田不交税。”

　　今年，棋盘乡只有两成劳动力外出打工，新整理出的上万亩荒田和水面被一抢而光。紧靠洪湖的桐梓湖村大多数村民曾为躲避上缴税费而外流，2004年以来，村里大面积养殖黄鳝、河蟹，不仅无一人外出，还有外来打工者200多人。

　　桐梓湖村支书谢俊友告诉本刊记者，近几年八成村民盖了新楼房，家家户户有“新三样”：手机、冰箱、燃气灶。去年春节前，农民合伙包大卡车买摩托车，在县城引起一阵轰动。今年已有两三户农民买了小轿车，还有农户的存款达到30多万元。

　　“自来水厂清泉涌，渔村儿女乐无穷”；“水泥铺路三千尺，绿柳成行九里长”；“白天种地不完税，夜晚行车有路灯”；“农民忙着上课堂，垃圾走进处理厂”……“桐梓湖诗社”的铅印诗集，以农民诗人的情怀记录着点点滴滴的变化。

　　农村的政权稳了

　　李昌平任棋盘乡党委书记之前，曾于1997年任柘木乡党委书记半年，因“茶埠事件”被撤职。当年5月，茶埠村农民朱长仙当着收费干部的面，喝农药身亡，惊动中央领导。此后柘木又发生农民、干部、下岗职工等非正常死亡案件4起，乡领导成批受处分。这个乡从设建制至2004年共17年，换了9任书记，只有两任书记未受处分。

　　人称柘木是“监利的伊拉克”，没人敢来主政。2002年底，监利县委常委会研究，“谁去当书记推荐谁任县委常委”，7个月之内，无人请缨。后来，有人建议“柘人治柘”，这样，曾在柘木乡工作过11年、在三个镇当过党委书记的吴爱清，被推到了“火山口”。

　　2004年3月，吴爱清到任，可这位“柘人”却没办法进办公室：乡政府大门被拆了，牌子不见了，有上访者将一辆装着空棺材的灵车堵在门口快两年；给干部教师打的工资白条一摞又一摞，加起来有120多万元；计划生育、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连续多年亮“黄牌”。

　　全乡有16个村被“两劳人员”等有劣迹的“村霸”把持。如陡星村陈某绰号“金四爷”，吸毒、赌博、诈骗都干过，坐过4次牢，2002年一出狱，就砍伤村委会主任，宣布自己接班，在任两年，挥霍村集体收入224万元，殴打干部群众50多人。

　　吴爱清到任第4天，首先将撤不走灵车的派出所所长给换了，立了个下马威。随后集中4个月时间处理信访问题，最多的一天他接待了13批上访者。16名有劣迹的村干部得到处理，每村派驻工作组，请回致富能人。三年来拘留横行乡里的村霸67人、劳教13人，社会治安好转，2006年荣获荆州市平安乡荣誉，吴爱清荣获湖北省十佳党务工作者。

　　制度化管理渐成气候：财务上实现机关经费包干制，每月限额2万元，一年就省下80多万元；46个村的账目拿到乡政府代管，发补贴、收水费均统一规范；建立村干部考评制度，业绩与工资硬挂钩；每年评选奖励5名乡干部、5名村支书、10户模范公民，发奖金、戴红花、敲锣打鼓给表彰……

　　柘木乡不再与荣誉绝缘，在乡党委会议室，近3年间获得的28块金光闪闪的奖牌挂满了一面墙。43岁的吴爱清诚恳地说：“不是我能耐大，而是我机会好，没有惠农政策得民心，没有税费改革予民利，没有乡镇配套改革减民负，哪怕我是孙悟空，也变不出个新柘木。”

　　农业的棋子活了

　　棋盘乡是“水袋子”，地势低，涝灾重，水患频。2002年以后，随着惠农政策的实施，乡党委及时调整农业结构，变水害为水利，将8万亩低产田改为水塘养河蟹。

　　养河蟹的成本风险主要在于蟹苗价格，棋盘乡每年需蟹苗8亿只，主要从江苏省如东县采购。前几年，棋盘乡每年3月近6000多人蜂拥到如东，当地人见机哄抬苗价，1分半一只的蟹苗卖到8分钱一只，还有人通过散布假信息、过假秤牟取暴利。

　　今年3月，棋盘乡党委在如东县设立办事处，党委书记兼乡长李家模带领乡村干部逐一拜访当地渔业部门和主要产苗乡镇，进行订单谈判；同时将全乡养殖户的7000多部手机联成“亲友网”，每天以短信方式发送如东苗价信息，购苗季节共24天，每天至少发短信30条。然后，以村组为单位组织农民分期分批前往如东采购。结果，如东的苗价从8分半跌到4分半，短短24天，棋盘乡农民减少支出2000多万元。

　　此外，棋盘乡还大力发展小龙虾养殖，探索“蟹虾共生”技术，面积已扩大到5万亩。今年初夏，全乡仅小龙虾就卖了1200万斤，最高卖到17元一斤，棋盘乡已成为全县第一水产大乡。

　　李家模说，近5年，通过调整结构，发展水产养殖，全乡农业年产值从原来的1.5亿元增长到去年的4.5亿元，农民人均收入达到了4000元，翻了一番。目前棋盘乡已与湖北省水产研究所联合，进行小龙虾育苗、黄鳝育苗、蟹虾共生、虾稻共生4项课题研究，以期尽快走上资源消耗小、环境污染少、能形成良性循环的生态农业之路。李家模说，今后，棋盘乡农业发展步步有好棋。

　　与棋盘乡殊途同归，全县农业条件最差的柘木乡种植、养殖和打工经济齐头并进，年年丰收。棋盘、柘木只是监利县的缩影，其他乡的情况还普遍好于这两个乡。

　　改革的道路通了

　　枯木乡原人大主席刘衍清税改之际主动让岗，将一片荒滩开发出来养河蟹，今年50亩水面至少赚15万元。他说：“税改之前那些年有些冤，农民不堪重负死得冤，干部受处分也冤。现在干部少了，农民笑了，这才是真正的和谐。”

　　2001年监利县财政赤字累计达到9000余万元，县乡两级债务高达10多亿元，而吃财政饭的多达2.9万人。容城镇财政所干部职工138人，被称为“天下第一所”。

　　2002年7月，作为湖北省首批试点县，监利率先启动农村税费改革。此时，乡镇已按往年标准征收了税费，必须“结算清退”，把超过新标准的部分退还农民。但是，一些乡村干部直言，“到嘴的钱怎能吐出来？至少要给我们兑现点工资白条。”甚至县委主要领导也担心，“减负要是减下来了，干部靠谁养活？”

　　两个半月过去了，“结算清退”还是纸上谈兵，连省委省政府致农民的公开信也没按要求发放到户。有些乡镇甚至给农民发两个负担卡，新卡应付上级检查，旧卡用于实际征收。当年12月，湖北省委检查组发现问题后强调，对弄虚作假的干部一律免职，建立包乡蹲村的落实机制。

　　15名违纪干部被查处后，全县近千名干部背着行李驻进村里，阻挠改革的杂音逐渐消失。2003年5月，监利县税改通过了省委省政府组织的考评验收。当年，全县农业税费亩均负担总额从309元下降至106元。

　　税费改革余音未歇，2003年11月，湖北在全国率先推行以减人、减事、减支为主要内容的乡镇综合配套改革，监利再次成为首批试点县。这一轮改革，完善了全员养老保险体系，推行了乡镇公益性服务“以钱养事”新机制，乡镇领导机构减少25%，内设机构减少40%，中小学减少206所，清退和分流乡镇机关事业单位人员1万多人。机构臃肿、人浮于事，“食之者众、生之者寡”的局面大为改观。

　　棋盘乡党委书记兼乡长李家模告诉本刊记者，棋盘乡机关原有在岗人员117人，改革分流了53人，党政领导实行交叉任职，从18名减到9名。水产、水利、林业、计生、农技、文化等站所变为公益性服务单位，与乡政府签订服务合同，完成合同后由乡政府支付报酬。

　　发展的起点高了

　　140万监利人世代在洪涝威胁中以粮为生。世纪之交，监利县着眼于水资源优势，曾提出了“以水富民、以水兴县”的发展思路，虽然部分农民通过水产品养殖业增收，但县乡财政困境依然没有缓解。2002年下半年，湖北省委省政府提出，坚持“一主三化”(以民营为主体，实现农业产业化、工业化和城镇化)方针，壮大县域经济，为监利找到了新的发展路径。

　　监利“以工兴县”首先从农业产业化破题。税费改革的推进与惠农政策的实施，使农业步入良性发展轨道，包袱成为动力，150多万亩耕地的资源优势得以显现。5年来，监利培育壮大了20多家龙头企业，形成了优质水稻、畜禽、水产、林业4条产业链。去年引进的广东温氏集团，目前已网罗规模养鸡专业户500家，上市肉鸡600多万只，带动农民增收1100万元。监利本土成长起来的福娃集团年产值已达4亿元，被农业部评定为首批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从2004年8月开始，监利开始建设工业园，并在厦门、绍兴等地设立招商办事处。2006年，全县完成项目投资19.3亿元，新开工项目92个，预计今年项目投资可达40亿元；全县实现工业总产值28.2亿元，比2002年增长40%，工业税收达5427万元，对财政收入的贡献达到30%。

　　5年来，监利城市建设累计投资是前10年的总和，全县城镇化率提高了3个百分点。县城新增常住人口近5万人，人口总数已达18万人。建设中的随州到岳阳的高速公路，将使监利东入“武汉城市圈”，南入“长株潭城市圈”，成为湘鄂两省的经贸通道。

　　监利县县委书记余日福告诉本刊记者，2006年，监利县农业总产值达到47.6亿元，比2001年增长46%；农民人均纯收入3380元，比2001年增长54%；农民只负担排灌水费和“一事一议”，去年全县总计3000万元，只是2001年3.8亿元的8%。公路、通讯、农村有线电视基本实现“村村通”，七成农户住上了楼房，三成农户用上了自来水。

　　湖北省委政研室副主任宋亚平说，监利曾是江汉平原乃至全国“三农”问题最突出的地方，当时谁能想到短短五年间能发生根本性转变。最为难得的变化是，党群干群关系明显改善，干部作风明显好转。

　　荆州市市委书记应代明认为，监利巨变至少留下了四点启示：一是要坚定不移落实中央和省委的惠农政策，决不能搞形式、走过场；二是不断创新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路，坚持改革活农，政策扶农，以工兴农；三是要探索新的工作方法，敢于从最艰难的地方抓起，走群众路线，善于用民主和市场的办法；四是始终坚持作风建设，关键是配好班子选准人，坚决撤换不合格的干部。

　　《瞭望》新闻周刊调查获悉，5年前，监利是湖北7个财政特困县之一。2006年，监利在全省72个县市的综合考评中，从63位跃升到41位，成为全省进步最快的县。最近，井冈山干部学院将监利经验编入教材。(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冯诚张先国魏梦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