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4日上午，甘肃省第十届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在兰州召开，会议听取审议了《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立法程序规则修正案草案)》。《修正案(草案)》明确提出，关系公民、法人重要权益的法规案，可以举行立法听证会，听取公众意见，也可以将法规草案在新闻媒体公布，广泛征求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公民可以直接提出或起草立法项目。(9月25日《兰州晨报》)

　　“举行立法听证会，听取公众意见”、“公民可以直接提出或起草立法项目”，应该说，这是一种立法程序上的进步。在复杂的现代社会中，各个社会主体的价值取向和利益诉求都不尽相同，目前我国又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不同利益主体间的矛盾已经露出端倪，法律若让少数集团、部门及其利益代表来制定，是不能代表广大社会民众的意愿和利益的。古罗马法制史告诉我们，如果一部法律缺乏绝大多数民意的支持和参与，民众就可能会无视这部法律的存在，而会用自己的规矩去重定社会秩序。

　　事实上，立法工作本就是一项头绪繁多的系统性工程，无论多么高明的立法者，如果缺乏了外界力量的介入，都必然会出现缺陷和偏差，不可能使法律在各个社会主体间实现最佳平衡。在一个缺乏良好的畅通的表达渠道以及民众参与匮乏的立法过程里，很难想象如此制定出来的法律能给民众带来很大的实际意义。必须承认，任何一部法律若不能跟民众和社会相亲合，那不仅仅是立法者的遗憾，更是法制社会的悲哀。而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使立法过程公开化和民主化，通过诸如立法听证会等这样的渠道让民众提出意见，甚至让“公民可直接提出或起草立法项目”。

　　正如卢梭说的那样：“明智的创制者并不从制定良好的法律本身着手，而是要事先考察一下，他要为之而立法的那些人民是否适于接受那些法律。”要民众适于接受一部法律，立法机关及立法者在立法时就绝不能“闭门造车”，而应该让广大民众充分参与立法。就一定程度而言，普通民众的立法请求权和平等表达法律思想权，民众参与和民意表达的广泛程度、有效程度，以及法律体现民众意志、反映权利的准确程度、发达程度，不仅考量着一个社会法制的完善程度，还衡量着这个社会法意与民意的亲合程度。

　　也正是这样，立法必须走向民间，走向普通社会民众。正如法学教授田成有指出的那样，立法是一个多元利益群体相互博弈和妥协后作出的制度安排，在参与这个游戏规则的制定过程中，官员、专家、群众都应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我们必须让不同的利益群体都能拥有畅通的利益表达机制。笔者以为，立法机构在立法时“举行立法听证会”，甚至让“公民可直接提出或起草立法项目”等，是对立法程序的一种难能可贵的修正，它的意义在于能使立法机构及立法者在立法时更全面地了解、体现社会公众的法律预期，同时体现普通民众的立法请求权和平等表达法律思想权，从而有利于良法俊律的诞生。(陈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