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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建立公平的财富分享机制，政府就必须赶在经济增量完成之前，迅速开始新一轮“房改”，使更多的人获得城市的“原始股”——不动产
“卢卡斯问题”与“林毅夫解”
林毅夫在一篇文章里提到，2004年，国际著名的宏观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卢卡斯访问中国，听说我国正在进行宏观调控，感到大惑不解。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一国经济所希望达到的状态就是高增长、低通胀，中国已经做到，为什么还要搞宏观调控？
林毅夫的回答非常经典：这是因为中国经济存在两大失衡——经济“失衡”和社会“失衡”。
第一个“失衡”，主要是指经济增长过程中总量(投资和需求比例)和个别部门的超常增长(潮涌现象)。这个失衡很大程度上是经济学家自己创造的——经济本身没有问题，问题出在我们选取了成熟经济的平均的结构作为参照。对于中国这样高速发展的转型经济，局部经济的增长(如重化工、房地产)，特定资源需求扩大(如铁矿、石油)，不仅是正常的，而且是必需的。投资大量涌向资本密集行业，并未导致劳动密集产业资金的短缺——市场上的流动性仍大量剩余。因此，第一个“失衡”作为宏观调控的依据并不充分。
中国经济存在的真正问题，是林毅夫提出的第二个“失衡”：贫富差距拉大，和相应的看病难、就学难、住房难。按照林毅夫的估计，1978年，农村居民纯收入和城市可支配收入的对比关系是2.6:1，2006年是3.3:1，中国现在是世界上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不仅城乡收入差距在扩大，城市内部也出现了一些待业、失业以及退休后的低收入人群。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统计，城市最富10%的人的收入，占城市总财富的45%；而最穷的10%的居民，只占1.4%。现在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45的危险高度。
中国目前的宏观经济失衡，主要出现在分配领域，而非生产领域和消费领域。
如果这个结论是正确的，那么目前针对经济增长速度提出的一些宏观调控政策就是有问题的。因为增长速度主要同第一个“失衡”有关，而无助于解决第二个“失衡”。换言之，降低增长速度缩小不了贫富差距。解决不了分配，扩大内需也就无从谈起。
宏观调控的重心之所以偏向总产出，一方面是因为传统的宏观经济工具的缺陷，但更重要的是因为在很多人的潜意识里，认为我国目前还是处在创造财富的阶段，“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仍是发展的主题——先将蛋糕做大，再研究怎样分。
但经济发展史表明，财富的分配模式，在经济增长的初始阶段就已经决定了。随着增量财富的扩张，分配模式对经济的影响会越来越大。一旦增量财富超过一定规模，再来调整社会存量财富的分配，代价就会极其巨大。
南美国家的发展表明，缺乏公平财富分配的增长，早晚会产生足够大的阻力，使经济发展陷入长期停滞的泥淖。今天许多发达国家竞争力的丧失，甚至也可以追溯到原始资本积累时，初次分配没有选择正确的路径。这些国家不得不在二次分配中，通过“高税收+高福利”等低效率的办法，校正以前的错误。
新自由主义和“新社会主义”的经济学的主要差异，不在于其对经济增长的解释，而在于其选择的“最优”基准。对于新自由主义来讲，最优的宏观政策，就是社会总财富(GDP)的最大化；而对于“新社会主义”来讲，最优的宏观政策，首先应当是所有的居民福利最大化。因此，前者只关心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而后者则更关心总收入与总分配的平衡。社会总财富的最大化，只是为实现全体居民福利最大化所需要的二阶目标函数。
中国宏观经济最大的问题不是总财富增长过快，而是增量财富分配不公。速度本身不是问题——如果分配问题得以解决，高速发展带来的是机会；反之，高速发展埋下的是危险。
对于“卢卡斯问题”，正确的“林毅夫解”是：“必须在生产要素的初次分配中，实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
城市“原始股”的意义
经济增长的核心目标是社会绝大部分成员福利的改善。实现了这一目标，改革就会得到支持，反之，即使社会总财富增加，改革也会遭到反对。显然，社会总财富的增加，是达到这一目标的必要条件，却不是充分条件。
但恰恰在“生产要素的初次分配”方面，我们并没有很多办法。
所有人都在批评迅速拉开的贫富差距，却很少有人提出可行的社会财富分配方法。现代经济学对总供给、总需求，对财政、货币政策效果的研究已经很多了，但对总分配的研究却乏善可陈，更提供不了现成的政策工具。
基于公共财产的平均主义的分配模式，已经被实践证明为无效率的。正确的路径不是强调无差异的终点，而是要创造公平的起点。政府的角色，就是确保每次新的比赛开始时，全体公民拥有相同的机会。
生产资料有三要素——劳动力、资本和土地。通过普及教育，实现劳动力的平等；通过股票市场，让公众分享成长；通过房地产市场，使人民获得土地升值。这些发达经济行之有效的分享经济成长的路径，在中国却导致了更加严重的社会分层。
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上述政策完全没有考虑空间因素。
规模经济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特征。只有集聚，要素才能升值。只有进入城市，才有机会分享成长。正是劳动力要素在空间初始分布上的不平等，导致了生产要素分配上的不平等，并进一步造成社会剩余分配(如获得教育的机会，接近股市、房市的机会)上的不平等。
实现要素空间上的平等，并非简单宣布放开户口这么容易。这里所说的进入城市，不是只在城市里找到工作，更主要的是要拥有稳定的居所。更准确地说，要拥有属于自己的不动产。没有永久的居所，就不会有稳定的身份。没有稳定的身份，劳动力就不仅不能成为城市的资源，反而会成为城市的问题。
外部人分享一个公司成长的最佳途径，就是拥有这个公司的股份。中国经济的一个特点，就是政府主导下的经济成长。而其中最重要、最盈利的“公司”，就是地方政府经营的城市。谁拥有城市的土地，以及附着其上的不动产，谁就可以快速致富。中国近年来白手起家、一夜暴富的故事，大多与城市土地有关。而这些财富本来是可以分布在更多居民手中的。
如果我们把城市看作一个公司，土地就是这个公司最大的生产要素。购买了一个城市的不动产(特别是住宅)，就相当于购买了这个城市的股份。城市经济增长，所有城市不动产就会随之升值。上个世纪末的房改，犹如向城市居民派发城市公司的原始股，一夜之间，造就了大批的中产阶级。
在发达国家，城市化基本稳定。城市不动产价格早已经不是要素的初始价格，不动产也因此没有中国目前这样显著的财富分配功能。在这些国家，拥有还是租赁不动产，在财富分配方面的差异并不明显。但在发展中经济，特别是在大量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的阶段，能否拥有城市自己的居所，则具有完全不同的经济学含义。在中国，拥有还是租赁住宅，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财富未来的分布。
在这个意义上，城市化初期的大众住宅的本质就不是仅仅解决“居者有其屋”，而是对生产要素之一——土地的初始分配(如同大众教育的本质，是另一个要素劳动力的初始分配)。要建立公平的财富分享机制，政府就必须赶在经济增量完成之前，迅速开始新一轮“房改”，使更多的人获得城市的“原始股”——不动产。从而通过尽可能公平的地权，将新增的社会财富，在更广泛的人群中进行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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