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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我们已养成了这样的思维惯性，一旦物价波动幅度可能突破国民承受的心理底线，舆论就会设问：政府会不会出手？
自今年5月以来，全国范围内猪肉价格暴涨，再次引发了诸如此类的设问：商务部为何还不“开仓放肉”？国家将在多大范围内发放肉价补贴？物价部门会不会出台“最高限价”令？
事实上，当国内猪肉的价格飙升至历史最高点时，就已经突破了公众的心理底线，然而直到上周五，商务部部长助理在接受央视采访时，仍未对社会期待作出明确回应。为何？其原因不外乎：一、在农产品流通领域早已全面放开的今天，要以“开仓放肉”的手段来平抑全国市场，纯属戏言。二、发放肉价补贴只能针对特定人群，此举还可能起到助推肉价上扬的作用。三、发布“最高限价”令缺少法律依据，更是开市场经济的倒车。
本来，此次肉价暴涨所暴露的，首先就是政府对市场脉动的失焦：从发布“肉价将缓步回跌”的错误信息开始，从头至尾，政府扮演的都是一个“盲人骑瞎马”的角色。直到迫不得已了，才来解释肉价上涨的必然原因———诸如国际玉米、石油价格上涨，母猪存栏数减少等等，居然头头是道。
面对这些颇具专业水准的分析，公众要问了：国际玉米、石油价格不是一两天涨起来的，母猪存栏数也不是一两月内减少的，为何官员们一直在发布误导市场的混乱信息？结论只有一个，政府根本就不掌握全国生猪存栏与价格供求的基本信息。
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盖因我国生猪生产仍以农户散养为主，要靠政府从农家存栏着手搜集信息以判断市场走向，无异于天方夜谭。
所以，要遏制肉价狂奔，必须打破政府包办的神话，把属于市场的交还给市场。如何“交还”？笔者认为，出路有四：
(一)大力发展专业合作社，把零散的养猪农户组织起来，形成饲料购买、肉猪销售、信息共享的合力，确立养猪户在价格谈判中的强势话语，增加农户养猪的信心；政府也可通过村乡区县的专业合作社体系，掌握生猪供求信息，作为其判断是否动用调控手段干预市场的依据。
(二)加快专业合作社的信息网络建设，以此为基础，建立全国性的生猪期货交易平台，弱化供求风险。
(三)学习香港供应商到内地办猪场再贴以“港产”标签输港的方法，鼓励城市工商资本下乡，以租用土地或参股合营的形式，发展“品牌生猪”养殖基地。
(四)改变国人消费习惯，重启地方冻肉仓库，恢复向市场供应冷冻猪肉，以利物流储备，平衡档期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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