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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宁波网讯这是一个不断突破的5年。
浙江省委、省政府坚决贯彻中央宏观调控政策，全面实施“八八战略”，推动经济开始走上科学发展的轨道，综合实力显著提升。2004年全省GDP总量历史性地跃上万亿元台阶；2005年成为全国第一个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的省区；2006年，全省消费增长首次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出口首次突破千亿美元大关……
这是一个变革深刻的5年。
“凤凰涅槃”、“腾笼换鸟”成为标志性的发展符号，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正以壮士断腕的勇气进行转型，产业结构向优化升级推进，发展空间向国内、国际更广阔的区域拓展……
这是一个民生改善的5年。
从2002年到2006年，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1716元提高到18265元，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从4940元增加到7335元，年均实际增长10.8%和7.9%。
5年间，“成长的烦恼”与转型的阵痛交织，在沐浴了科学发展观的洗礼之后，如今的浙江经济列车行驶得更加稳健快速。
模式转型——凤凰涅槃，腾笼换鸟，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出现新突破
位于绍兴市袍江区西北角的天舸生化科技有限公司，目前正面临搬迁。“主要是对园区的大气环境污染较严重。”袍江工业区管委会生态办的李主任告诉记者，医药、化工行业等污染较严重的企业现在已经被拒之门外。从引资到选资，成立5年的袍江工业区正在经历最深刻的转型。
进入本世纪以来，要素制约一度成为我省经济的“成长烦恼”，低水平生产能力过剩、企业产品附加值低、创新能力不足等深层次矛盾日益凸显。
面对瓶颈，我省作出了新的选择：把宏观调控和资源环境瓶颈当作“倒逼”机制，强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腾出‘笼子’换上低能耗的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让‘吃得少、产蛋多、飞得远’的好‘鸟’引领浙江经济。”
于是，我省提出用“高效生态”改造农业产业结构，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提升工业，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优化第三产业，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增长方式转变的中心环节，作出了建设创新型省份和“品牌大省”的战略部署。
为了让转型更为坚决、更有成效，我省对长期沿用的地方官员政绩考核办法进行了改革。衡量地方官员政绩的标准不再只是GDP增长率，同时也包括万元GDP土地增量、万元GDP能耗、化学需氧量等涉及经济发展资源环境成本的指标。
不少城市尝到了转型的甜头：宁波市迁出高消耗、高污染的产业，引进金融、会展、港口物流等现代服务业，2006年服务业占GDP比重突破40%。衢州市关停了水泥等一批高能耗高污染企业，转而大力发展硅电子产业，现在，每度电所产生利润比以前高出一倍。
农业初步实现向高效生态农业的跃升。全省涌现出了10236个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和30个高效生态农业示范县，100个高效生态农业示范区建设全面启动。2006年，全省农业增加值为923亿元，比2001年增长17.4%。
产业布局不断优化。以高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传统优势产业、临港产业为目标，以国家级、省级开发区为主要发展平台，全省逐步形成环杭州湾、温台沿海、金衢丽高速公路沿线三大产业带。
“民营经济要有新飞跃，必须变贴牌为创牌，变创业为创新！”飞跃集团老总邱继宝的这番话，既是他创业的深刻体会，更是一大批民营企业健康发展的写照。如今，人们对宁波的雅戈尔、杉杉服装，台州的飞跃缝纫机、吉利汽车，温州的康奈皮鞋、正泰低压电器已耳熟能详。全省已涌现109件中国驰名商标、195个中国名牌产品，分别居全国第一、第二位。品牌经济成为全省经济增长的重要依托。
伴随着产品含金量的提升，产业也更“值钱”了。最新数据显示，在我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中，重工业比重从2001年的47.8%上升到2006年的54.2%，2006年高技术产业增加值是2001年的3.2倍，年均增长26.4%。
2002年以来的5年间，全省共实施重点技术改造项目1万余项，企业技术改造资金投入达9229亿元，平均每年以21.6%的速度持续增长。
浙江，正在蓄积新的优势，从“浙江制造”走向“浙江创造”。
空间拓展——跳出浙江发展浙江，推动对内对外开放迈出新步伐
1999年，杉杉集团将总部从宁波搬到上海。2003年，“杉杉”又带着高科技项目回到宁波投资。往返之间，见证了浙江经济不断突破区域限制，外扩、整合、提升的进程。
从一个落后的农业贫困小县到全国最大的综合性日用商品贸易市场，对“义乌现象”的最佳注解就是开放。据商务部统计，目前同中国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共220个，而义乌的商品已打入其中的212个。
数据显示，目前有400多万浙商在全国各地投资累计约5320亿元，创办企业约9万家，年营业收入超过1万亿元。我省还在116个国家和地区投资了1974个项目，境外投资企业数位居全国第一。同时， 71家全球500强公司在浙江投资兴办了188家外商投资企业。
跳出浙江发展浙江，在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开拓市场、配置资源，这既是企业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省委、省政府审时度势作出的重大战略。
2003年，省委、省政府提出主动接轨上海，积极参与长三角地区的交流与合作。几年来，区域规划、基础设施、生态环境、科技教育、产业发展等领域的合作都已取得积极成效。
通过积极参与西部大开发、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和中部崛起战略，浙江的资金、人才和体制机制优势与当地的资源、市场和劳动力优势结合起来，实现了互利共赢。
“外贸引擎”变得空前强劲，从2002年到2006年，全省进出口额分别年均增长33.5%和34.4%，出口规模居全国第四位。机电产品、高新产品出口近年来更是高速增长，并首次占据出口总额的“半壁江山”。
跳出浙江发展，又不断在更高层次上“反哺”浙江经济，推动着浙江的产业调整和提升，并已形成了走出去、引进来的双向互动新格局，使我省对内对外开放达到新的水平。
均衡发展——统筹城乡区域互动，互利共赢新跨越
作为农业产出仅占全省生产总值7%的省份，浙江农民收入水平缘何能连续22年居全国省(区)之首？细分收入构成，其中80%左右来自非农产业。答案由此明了：统筹城乡就业，以推进工业化、城市化和发展县域经济为载体，加快农村人口向二三产业转移，农民增收门路广了，收入也就高了。
为了解决城乡区域发展中的不协调问题，2003年，我省专门制定了推进城乡一体化纲要。“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千万农民饮用水和农民健康”，“千镇连锁超市、万村放心店”等工程，促进城镇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现代文明向农村延伸和辐射。
橘子红了，高山蔬菜绿了，有机茶叶飘香了……“产业扶贫”使欠发达县的一片片山地、丘陵变得五彩缤纷，新增的100多万亩特色产业基地成了当地农民的“聚宝盆”。在省重点扶持的211个欠发达乡镇，来料加工业红红火火，仅去年就有7万多人实现了家门口就业，增收2.2亿元。将欠发达地区培育为经济的新增长点，支持其建设特色产品和绿色农产品生产基地、劳动力输出基地和旅游休闲观光胜地，这成了我省的一条重要经验。
总部在温州的浙江青山特钢公司搬“家”到丽水市青田县，投资4亿元兴建环保型不锈钢生产基地，运行仅半年便实现销售额6.5亿元，上交利税2900余万元。2002年我省实施的山海协作工程给西南山区和浙东沿海的发达地区都带来了机遇。
“山海之恋”渐入佳境，“百亿帮扶致富工程”、“欠发达乡镇奔小康工程”如火如荼。近年来，衢州、舟山生产总值和丽水财政收入的增幅均居全省前列。
活力迸发——市场取向改革进一步深化，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蓬勃发展
这是浙江经济版图上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交相辉映，成为一对耀眼的“双子星座”。
到2006年，全省民营经济生产总值占全省生产总值的65%以上，民间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50%以上，个私经济总产值、销售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出口创汇额等4项最能反映民营经济综合实力的指标已连续8年位居全国第一。
国有经济同样风光无限。与2003年相比，2005年省属国有企业资产总额增长40.1%，国有资本及权益总额增长18.2%，主营业务收入净额增长49.4%，利润总额增长27.8%。资产总额居全国第八位的我省省属企业，利润总额仅次于上海列第二位。到2006年底，省属企业主要经济指标继续位居全国前列，资产总额达到2700亿元。
各种“混合经济”也获得快速发展。三狮集团运用2亿元的国有授权资产，先后重组、兼并了10多家不同所有制企业，成功地控制了近40亿元的社会资产。董事长姚季鑫说，现在的“三狮”是国有主干、民营枝茂，各种经济成分水乳交融，显现的是“杂交优势”。
是什么让我省经济充满活力？省改革与发展研究所所长卓勇良说，浙江经济新一轮快速发展，主要得益于我省体制与机制两大创新的累积效应。
纵观5年，一系列深层次改革在我省乘势而上：为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我省第一个开展委托中介机构审计、评估的“阳光工程”，第一个实行资产“预评估”；大力推动民营企业制度、技术、管理创新；全面停征农业税，浙江农民率先告别了延续两千年的“皇粮国税”；改革行政审批制度，大力推进各级政府管理经济方式的根本性变革，我省成为省级审批项目最少的省份之一；在探索健全能源、矿产、水资源使用差别化价格和阶梯式价格调节机制的同时，强化对土地、森林、劳动力等资源的市场配置功能，完善环境资源的有偿使用和补偿机制；对一直来企业呼声很高的“融资难”问题，则通过推进地方资本市场建设，形成多渠道融资的格局……
体制机制不断创新，放手让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换来了综合竞争力的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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