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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宁波网讯 (记者刘薇)中国社科院昨天发布报告认为，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远没有想象的那么多，我国正在由劳动力过剩向劳动力短缺的时代转变，这个转变的拐点将在“十一五”期间出现，确切的时间可能是在2009年，这个转变会带来城乡劳动者工资的上涨。
昨天，在中国社科院庆祝建院30周年系列讲座中，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发布题为《中国就业增长与结构变化》的报告介绍，农村剩余劳动力是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主要资源，目前普遍的说法是我国农村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劳动力是剩余的，绝对数大约有1亿到1.5亿，但这个数字并不准确。
据其研究，目前40岁以下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绝对数量只有5212万，这与剩余比例三分之一的说法差距甚大。
报告认为，目前我国的劳动力供给结构，已经从劳动力过剩向劳动力供给平衡乃至短缺转变。由此而带来的影响是，我国城乡将普遍出现劳动力短缺现象，2004年开始出现的以民工荒为表现形式的劳动力短缺现象，已经从沿海地区蔓延到中部地区甚至劳动力输出省份。
蔡昉《中国就业增长与结构变化》报告观点摘抄：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现状
变化：现在农村劳动力跨地区转移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现象，是就业非农化的主渠道。流动农村劳动力数量从1997年的3890万迅速增加到2004年的1.03亿；在这期间，大约40%的农村外出劳动力跨越了省的边界。他们目前占据了52.6%的餐饮业和服务业岗位，57.6%的第二产业就业岗位，68.2%的制造业岗位，以及79.8%的建筑业岗位。
问题：在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之后，农村剩余劳动力比例没有降低，绝对数量也没有减少，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农村劳动力的配置和剩余状况。
本文采取直接观察的方法，通过细分和观察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及年龄结构现状，对农村究竟剩余多少劳动力，以及这些劳动力的人口结构状况如何做出判断。
结论：真正剩余的农村劳动力中，50%年龄在40岁及以上，也就是说，40岁以下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绝对数量只有5212万，剩余比例仅为10.7%。
城市劳动力市场就业是怎样创造的？
如果把在统计中遗漏的城镇就业包括在内的话，经济增长的就业效果仍然是乐观的。而这种就业增长主要是通过改革以来非公有制经济和非正规部门的扩大推动的。
首先，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城镇调查失业率并非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而是在2000年达到最高峰7.6%之后，在波动的情况下有所下降；其次，目前失业因素构成中，摩擦性因素和结构性因素是主要组成部分；第三，由于出现严峻化下岗和失业现象的就业制度改革初期，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善，所以政府采取了建立下岗再就业中心的方式，为下岗职工提供保障和再就业服务。2001年以来，随着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下岗与就业两种保障方式实行并轨，因此，随着具有下岗身份职工人数的不断减少，登记失业率有所提高。但是，这种变化并不是就业形势恶化的反映；最后，导致劳动力参与率下降的原因可以是不同的，即可以产生于“沮丧的工人效应”，也可以产生于收入提高后产生的替代效应，并且，这两种效应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界限。
劳动力市场变化趋势分析：
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到短缺的转变，即是二元经济结构转换，也被称为“刘易斯转折点”。以往的国际发展经验表明，在二元经济发展阶段，一个国家或地区可以通过人口转变形式具有生产性的人口结构，为经济增长提供人口红利，即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高储蓄率，而二元结构转换的关键是传统人口红利的消失，以及增长方式的转变。
具有生产性的人口结构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额外的源泉，即所谓的人口红利。在计划生育政策和经济社会发展双重作用下，劳动年龄人口比例提高为中国持续提供了30余年人口红利之后，预计劳动年龄人口在2015年前后进入零增长。特别地，人口总量和年龄结构是劳动力供给的基础，这种人口结构的长期变化，将直接影响劳动力供给，及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逐年下降，将从总量上不能满足经济增长对劳动力的需求，劳动力供给长期大于需求的格局正在逆转。
如果说“刘易斯转折点”并没有一个清晰的时点的话，我们也可以说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刘易斯转折区”。在这个转折点或者转折区间里，已经或者预期会发生一个现象，就是劳动力在城乡的普遍短缺，进而导致普通劳动者工资上涨，从而劳动力成本提高。2004年出现的以“民工荒”为表现形式的劳动力短缺现象，已经从沿海地区蔓延到中部地区甚至劳动力输出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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