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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这个核心因素——专访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
“中国有大量便宜的劳动力”是一种“优势”，这听起来倒像一种悖论：正因为中国的制度机制历来不利于市场交易的发生，所以为了简单的生存，我们不仅要生很多劳动力，而且收入再少也得苦干，这使我们的劳动力总是很便宜。
本来是因为制度机制的欠缺而被逼出来的既大量又便宜的劳动力，应该说反映的是一种劣势，但到今天这反而变成中国竞争力的核心。
什么是有效的制度
《南风窗》(以下简称《南》)：传统经济学认为:每个国家都具备土地、劳工、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只要懂得利用这些要素，就可以在国际上取得优势。但在各种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的今天，各国的竞争力仍然差别很大，为什么?
陈志武(以下简称陈)：哥伦布地理大发现之前，由于交通不发达，世界各大洲之间的交往和了解很少，在那种情况下，人们不会谈论国家竞争力，因为没有交往就无所谓竞争力不竞争力。那些时代，唯一能和竞争力扯上关系的可能就是军事力量。
后来到19世纪，蒸汽轮船、火车、电话发明了，国家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开始了，国家之间打交道、做贸易了，竞争以全面的姿态在进行。但是，在农业社会和早期工业社会时期，在人们为了生存的基本温饱问题还没解决时，自然资源的多少，土地、黄金、白银储藏量的大小，成了衡量和判断国家竞争力的主要指标。实物资产决定了国家竞争力。
到二战结束之后，工业生产技术全面成熟，交通运输容量和成本也都发生根本性的升华，机械化大生产和万吨巨轮运输使人类的基本温饱不再成问题。特别是近20年来，在以飞机和互联网为主的交通与信息架构下，国家交往的内容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在外贸总额占全球GDP近80%的情况下，自然资源与土地已不再是国家竞争力的最决定性的因素了，像没有铁矿石的日本和韩国以及没有多少铁矿石的中国都能变成世界最大的钢铁出口国，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等等。
那么，在土地、资源、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基本可以自由流动的今天，决定国家竞争力的最重要因素是什么呢？是制度，是决定市场交易规则环境、保障私人产权的制度：哪个国家能提供最有利于市场交易发生的完善制度，能降低交易成本、保护个人产权，有公正的司法和有效的契约执行架构，它就会在国家间的竞争中脱颖而出，那个国家就更能从事高利润的经济活动，不用靠卖苦力。一个有效的法治制度可以让个人之间经济交换的代价大大降低，使交易的内容更加深化，超出简单的实物交易。
从历史上国家兴衰的历程看，经济上成功的往往不是那些地大物博，资源丰富的国家(或地区)，而是拥有各种各样能激励创新突破的制度——从产权保护制度到合约执行机制的国家(或地区)，而那些在经济上不那么成功的国家(或地区)则缺少这些制度。换言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制度质量从根本上决定了其配置资源的能力和效率，因而决定其竞争力的高低。而且，如果这种制度安排十分有利的话，还可以克服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不足。早期的荷兰、英国以及后来的中国香港、新加坡就是最好的范例，从传统经济学的角度看，它们当初几乎一无所有，根本没有什么资源优势可言，但它们竟然都成功了，香港地区和新加坡的人均收入不亚于美国和西方国家。这怎么解释呢？非常重要的原因是，这4个国家和地区都利用了海港城市的优势，通过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体系，给人们提供了有利于市场交易的发生、从而有利于竞争力提升的优质制度环境。
《南》：但在很多人看来，竞争力似乎主要是经济领域的竞争，衡量的标准主要是经济表现：GDP增长率，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基础设施，等等。不光是老百姓，政府、媒体包括很多学者，都是如此啊。
陈：这是可以理解的，人们与生俱来的一个偏好，就是喜欢看得见、摸得着、一目了然的东西，增长百分点、统计数字满足了人们的这种心理需求，而制度似乎太抽象了。况且，在一些制度建设长期没有突破的国家，过多谈论制度本身就是很敏感的事情。不仅如此，更有很多人认为，谈论制度的重要性是套话，是老生常谈，太过主观了。事实上，制度的影响是实实在在的。
从微观层面看，即使在制度机制最不利于信用交易的国家，证券交易和借贷还是可以出现，甚至也会有股票市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证券市场能够深化、能够发展得长久兴旺。在中国，人们的积蓄已经很多，资本供给可以很多，但由于金融证券市场所需要的制度架构不规范、不到位，资金始终无法配置到最需要的地方，资金的供给方与需求方之间不容易发生交易，进一步的经济发展就很难发生。
从国家层面看，日本、韩国的商界和政治结合得太过紧密，逐步形成了非常固定的既得利益结构，要摧毁这个利益格局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日本经济的困难其实是政治制度的问题。相反，美国经济200年来之所以富有朝气，就是因为它的政治体制不允许在经济层面上形成既得利益结构，一系列反垄断立法的出台，保护了自由竞争。
创新不仅是科技的创新
《南》：历年来，在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和世界经济论坛两大权威竞争力报告中,香港一直名列前茅，您如何评价香港的成功?
陈：弗里德曼一直认为，香港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典范，在世界其他地方已经不太容易找到类似的版本。香港的成功在于其有利于市场交易的制度：明晰的产权制度和契约执行架构、法治观念、受到限制的政府权力和廉洁高效的公务员队伍，以及政府坚持对经济不积极干预的原则。
所谓不干预经济，并不是说政府无所作为、完全放任不管，而是说香港政府在整个市场中担当裁判性的中间人角色，致力于制订游戏规则、建立并维护公平的交易平台，致力于解决纠纷、维持公平，政府不逐利、不办大量的政府企业与民争利。
香港是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充分发挥了其制度优势。
《南》：近年来，有关香港边缘化的讨论很多，相关讨论的一个重要依据是香港在资讯科技方面的落后和科技创新在支持经济持续发展方面存在的缺陷，您的看法如何?
陈：谈到创新，人们认识上的一个最大的偏差就是：将创新限定在科技领域，一提到创新，想到的就是电脑、航天飞机、生物技术等等；而忽略了金融技术创新对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在观察工业革命以来的人类发展史时，许多人只看到了蒸汽机、电话等科技产品的作用，而没有意识到债券、股票、风险基金等金融产品和有限责任公司这类企业治理结构的发明所产生的深刻价值。许多经济史学家认为，500年前发明的股份有限责任公司以及其相配的“股票”这一金融技术，为后来的工业革命和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奠定了根本性的基础，没有它就没有现代企业制度，没有现代企业制度就没有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从香港的情况来看，它90%左右的GDP来自服务业，而其服务业有相当部分又是金融、保险这类金融服务。所以，香港要追求创新，不应把精力放在计算机、资讯和生物等这些“硬技术”领域的创新，而应该因地制宜，着力于金融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在这一领域，香港因为有其独立的法律体系和长期的法治传统，有大量受过严格训练的法律人才和优质的软性制度架构作保障，条件得天独厚，最有利于金融技术上的创新发展。事实上，开拓创新也是香港银行业、金融业长期以来保持旺盛竞争力的一个重要因素。前几年香港银行业建立起世界上首个推行外汇交易同步交收服务的机构，通过美元兑港元在亚洲时区内的即时同步结算，避免外汇交易上的结算风险，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也于2001年年底开始接通。这种无纸化的即时支付系统，大大改善了风险管理并提高了效率。另外，考虑到大陆的实际情况，香港金融界为大陆的企业和个人推出各类金融证券品种、基金品种，使其金融业不断增长。
所以，不管人们是否喜欢、愿意，香港在未来很长时间里都将是中国最主要和最可靠的金融中心和资本中心。由于香港有这些领域的优势，我不觉得它会被边缘化。香港做的是“制度套利交易”。
有意思的是，香港在过去150年的发展历程和成功经验，并没有在大陆获得足够的重视，没有太多人去研究其成功经验。人们把精力主要放在研究美国、西欧、日本甚至新加坡上，而忽略了近在咫尺的香港的借鉴价值。许多人出于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心态，认为香港有今天是沾了大陆的光，而不肯去正视香港在制度层面的成功意义，为什么当年超前香港的上海今天赶不上呢？我个人认为，香港作为以中国文化为主体的社会，对它的成功之道特别是政府在经济中“不作为”而在社会生活中“有所作为”的成功剖析和吸收，对大陆的未来发展有很强的参考价值。
勤劳不是美德
《南》：由不同机构做的竞争力报告，同一经济体的排名会有很大不同，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陈：各种排名的不断推出，是全球化图景的一部分，它们提供了国家之间的直接比较，会逼着许多国家查找不足，多作努力，这是好事。排名的不同是由于各种报告所选择的影响竞争力的指标的不同，以及这些指标的权重大小的不同造成的。很多指标的选择是很主观的，比如法治水平的高低，世界可能没有两个法学家会对此有完全一致的看法。所以，这些报告只是一种参考，不是绝对的指标。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些因素并不是各自孤立的，而是有很强的联动关系。比如政府效能和企业效率，如果政府效能高、审批的手续比较少、公务员也比较廉洁的话，这就会提高办事与契约执行的效率，最终，企业的效率也会提高。
这里特别想强调的是，中国在2006年国际竞争力排名上比2005年前移12位至第19位，成为上升最快的国家和地区。中国的软竞争力也有了提升和发展，但整体上看，“软环境”竞争力不足还是影响中国进一步提升竞争力的关键方面，如何改进仍然需要我们作出巨大努力。
中国目前一个最重要的竞争力，就是大量便宜的劳动力。劳动力也是一种硬性资源，也就是说，中国目前的竞争力是靠众多便宜的劳动力而来的，并不是靠有利于市场交易的制度而获得的。许多人会说，“我们不管竞争力的上升是靠什么来的，只要它升高就行。”我要说，靠大量便宜的劳动力建立的优势，这没有什么好自豪的。我们应该多想一想，为什么我们的劳动力这么便宜？西欧人每年平均工作1400小时左右，而中国人是一年2200小时，但人家的人均收入是我们的很多倍。从一个绝对的层面讲，这说明谁的绝对竞争力更高呢？他们不用卖苦力就能挣很高的收入，而中国人即使工作得要死也赚不了那么多钱，谁的绝对竞争力高是不言自明的。
“中国有大量便宜的劳动力”是一种“优势”，这听起来倒像一种悖论：正因为中国的制度机制历来不利于市场交易的发生，所以为了简单的生存，我们不仅要生很多劳动力，而且收入再少也得苦干，这使我们的劳动力总是很便宜。本来是因为制度机制的欠缺而被逼出来的既大量又便宜的劳动力，应该说反映的是一种劣势，但到今天这反而变成中国竞争力的核心。
为什么中国的劳动力总这么便宜？在中国过去几千年的历史上，或许，统治者为了达到对社会的控制，有意地在法律和政治制度的安排上设置了很多障碍，这些制度障碍让人们无法把单位小时工作的生产力提高，让人们无法经商、无法个人创业，使技术进步不能加快，使人们的收入不能提高。这样一来，中国几千年都没能解决好温饱问题，人们就只能为了生存而卖命，不得不没日没夜地工作以求得温饱。对于统治者来说，总是处于为温饱而卖苦力状态的老百姓是最好统治的，所以历代朝廷也没有真正的激励把人们从为温饱的简单挣扎中解脱出来，于是就总要维持不利于市场交易发生的制度，总要抑商。
在生产技术因制度的障碍无法进步的情况下，逐渐地人们就只好提倡“勤劳是美德”这种价值观，以简单勤劳来弥补制度的不足，没有别的选择。过分强调这种“美德”之后，很多时候这又会反过来掩饰制度供给上的不足，因为既然通过卖苦力也能勉强生存下去，那又何必去改良制度，通过制度创新把人们的“苦干”变成“巧干”、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呢？勤劳不是什么美德，不顾收入报酬的勤劳反而是未来收入增长的陷阱。
过去几千年的制度欠缺为今天的中国造就了大量便宜的劳动力这种竞争“势头”，我们千万不能沾沾自喜，这种“势头”与其说是“优势”还不如说是“劣势”。我们不能过多陶醉于因大量便宜的劳动力所带来的增长，因为如果过多陶醉于此，我们会忽视法治建设，不去建立有利于产权保护和契约执行的法制架构。为了提高中国真正的竞争优势，就必须创造有利于各类市场深化发展的制度环境。等到中国人单位小时能创造的价值大增，使中国劳动力不再便宜的时候，那时的中国才算是竞争力强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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