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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众多解释变量中，被视为“比较优势”的劳动力资源一直被津津乐道，以至掩盖了在技术创新和制度变迁等方面的“后发劣势”，但蔡昉教授的“人口红利即将耗竭”的“警世恒言”，让我们从人口增长和人口结构的角度重新审视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逻辑。
马尔萨斯悲观的“人口论”早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现有研究表明人口增长已经成为影响经济增长的长期性内生变量，“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的演化变迁将对经济增长产生激励或制约作用。而在中国实行了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恰好造成了目前适龄劳动力资源比较丰富、老少抚养负担较轻的“人口红利”时期。
根据蔡昉教授的测算，人口红利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率占到了26.8%。美国兰德公司相关研究表明，从1970年到1995年间，在东亚诸国超常规的高增长率中，由劳动年龄人口高比重所做出的GDP贡献比例高达1/2至1/3，远远高于中国。
“人口红利”与“充分就业”似乎不可兼得，但世界各国的发展史都表明，在城市化和工业化初期，经济增长一定会带来劳动力的大量转移及就业的大幅增加，比如东亚各国起飞的过程中，保持了相当低的失业率，劳动对经济增长的参与和贡献度均较高。
但中国的情况似乎与此相反，经济高增长并没有带来高就业，不仅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缓慢，城镇居民失业率也居高不下，而且大学生等高知识群体也面临失业加剧的困境，我们并没有用好千载难逢的“人口红利”。
投资和出口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因素，但由于行政权力直接或间接干预，造成资源错配，使增长与就业严重脱节。
中国的投资主要是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及大企业投资，但基础设施建设只会导致暂时的“假劳动力转移”，不会带来可持续性就业，大企业、重化工业由于技术进步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也对劳动力有排斥效应。而本应吸收大量转移劳动力的中小企业却因为在审批、税收和融资等方面的政策制约而“有心杀贼，无力回天”，“个体户五年减少百万”就是绝妙的注脚。据周天勇教授的研究，这种发展模式已让城镇人口从业率从1990年的56.44%下降到了2005年的48%，按照1990年的就业水平，城镇中应该而没有就业的人口达4600万之巨。
出口的重要支柱劳动密集型产业本应是吸纳劳动力的主力军，但由于户籍管制、集体谈判能力和社会保障的缺失，使劳动力价格被人为压制，超低而且不增长的工资让普通劳动者特别是农民望而却步，这也是我们一面有1.5亿农村剩余劳动力一面却遭遇蔓延全国的“民工荒“的根本原因。
某种程度上，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从来就不是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有效市场，而是权力和资本沆瀣一气把劳动力资源“自然资源化”的血汗市场，是既有失社会公平又有损经济效率的无效市场，是愣把“比较优势”变成“比较劣势”、糟蹋了“人口红利”的无能市场。令人担忧的是如果那些潜在的“人口红利”势能无法释放，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它们就会变成实实在在的“人口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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