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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
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已经开始快速下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清除劳动力转移障碍
正当很多人都认为，我国什么都缺，但惟独不缺乏劳动力时；正当我国大量的人力资源被闲置许多劳动年龄人口下岗、许多大学生就业 困难时，有人口学家提出，我国人口红利即将耗竭。
那么目前我国的人口情况究竟如何呢？为此，本报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蔡昉新闻,蔡昉说吧)。
人口结构影响经济增长
问：什么是“人口红利”？它对经济发展有什么帮助呢？
蔡昉：人口学家所谓的“人口红利”的含义即是，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不断提高带来的高生产率与高储蓄率导致的较高的资本积累。当前，我国可以获得的人口红利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占到了26.8%。从我国20年的经济增长分析，1978年到1998年20年间，物质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28%；劳动力(不含人力资本)的贡献率在24%；教育程度提高形成的人力资本，贡献率为24%；劳动力转移的贡献率在21%。
劳动力的数量无疑是受到人口数量约束的。由此，人口转变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在人口的增长速度和人口总量，而取决于人口的结构。人口结构较好，社会就可以获得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以“总抚养比”做人口年龄结构指标进行研究，1983年至2000年我国总抚养比下降对人均GDP增长贡献率在26.8%。抚养比每上升一个百分点，我国人均GDP则上升0.116个百分点，反之相同。
国外也有基本相同的研究结论：被美国兰德公司相关研究称之为东亚奇迹和新大陆国家奇迹的是，从1970年到1995年间，在东亚诸国超出常规的高增长率中，由劳动年龄人口高比重所做出的GDP贡献比例高达1／2至1／3。北美新大陆开发之初，人均GDP增长率比旧大陆高出部分中，90%至100%可以归于富有生产性的人口结构优势。
为什么东亚没有明显的技术进步，但还是走向了经济持续增长，并且最终走向了以技术进步促使经济发展的道路？就是因为它的人口结构较好。而另一个相反的例子是，苏联没有此项优势，则经济增长趋向迟缓。
我国人口结构优势不再
问：有观点曾认为，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总量最高、增长最快，而且可以一直增长到2030年，您认为目前我国的劳动人口增长形势如何？
蔡昉：按照现有的人口发展变化曲线看，我国人口总量和人口结构变化趋势如下：人口总量2030年到达最高点，为14.06亿；劳动人口在2020年左右达到顶点，为9.23亿；而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现在已经开始以极快速度下降，并将一直下降到2013年。同时，研究还发现，我国的劳动人口平均增长率并不像人们一贯认为的那样很高，今后一段时间内，甚至不如发展中国家的1.1%的平均增长率，仅仅是0.4%。同时，在人口结构中，儿童比例将会一直下降，而老年人占人口的比重会一直升高。届时，我国由于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不断提高而带来的高生产率与高储蓄率导致较高的资本积累现状将不复存在。到2050年，我国人口的年龄结构将接近倒金字塔形，中国会成为典型的未富先老社会，而且会越来越明显。
利用优势解决将来问题
问：有国外学者提出两方面的解决方案，一是改变生育政策，将现有的1.8%的生育率提高到2.2%；二是提高老年人的经济参与率。您认为，在当前的形势下，怎样使我国的人口结构尽可能长地继续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
蔡昉：从劳动力无限供给到稀缺，人口学家称之为“刘易斯转折点”。事实上，“十一五”期间，我们一定会出现这个转折点。从总量看，2004年至2009年，是我国非农产业劳动力供给和需求平衡期，以后将持续下降。近年愈演愈烈的“民工荒”也将不再是周期性的、政策性的“荒”，而是趋势性的、总量的，从劳动力市场变化也已经可以看出这一趋势。从2002年起，我国的真实失业率 是在下降的，劳动参与率则从2004年起开始上升。
“刘易斯转折点”的出现究竟是好是坏，完全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预见到这个转折的到来，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理解好这个转折，还取决于我们在政策上如何应对这个转折，是建设和谐社会 还是剥夺劳动者。
当我们有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的增长模式：充足的廉价的劳动力供给和资本积累时，就应当充分利用这一发展模式，保障最大化就业。根据东亚各国的经验，从劳动力优势促进经济发展最终是可以过渡到以技术进步促使经济发展的道路上的。
总之，在转变增长方式，创造新的增长源泉时，应当充分利用我国当前劳动力无限供给为我们带来的一个劳动率递增延缓的缓冲时间，最大化就业，最大化利用人口红利，发展教育与培训，加快劳动力转移，同时还要创造条件，清除劳动力转移障碍，包括现存的制度性障碍，保持劳动力增长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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