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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人口红利”指的是在一个时期内生育率迅速下降，少儿与老年抚养负担均相对较轻，总人口中劳动适龄人口比重上升，从而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比较丰富，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
此前，有关中国正处于“人口红利”期的报道，曾引起媒体和社会各界的关注。“人口红利”期是指随着生育率的下降和总人口中劳动适龄人口比重的上升，形成了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人口抚养负担相对较轻的时期。虽然这个时期就业压力非常大，却是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
现在，人们谈及中国所取得的经济发展成果时，多与改革开放相联系，其实,“人口红利”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通常在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人口转变过程中，由于出生率下降和死亡率下降有一个时滞期，形成年龄结构变化的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分别具有高少儿抚养比、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和高老年抚养比的特征。其中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提高的这个阶段，通过劳动力的充足供给和高储蓄率，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人口红利”。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高达5.8%的出生率，制造了中国前所未有的婴儿潮。自1949年以来，中国人口已剧增7.5亿。由于营养、卫生和医疗保健上的改善，中国人平均寿命预期由1949年的41岁上升至目前的72岁，名列低收入国家寿命最高的国家之一。婴儿潮下，大量廉价、有纪律的劳动力投入社会，投入建设。这批人进入生育期、储蓄期、消费期，拉动了国内需求，同时制造出43%的高储蓄率。高储蓄率带动高投资，中国的工业化从轻工业到电子业，近年更进入重化工业。
国际经验表明，在1970年-1995年期间，在东亚超出常规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中这一有利人口因素的贡献比率高达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然而，中国的“人口红利”还能维持10年，最多15年。人口出生高峰已在上世纪70年代出现，之后的人口增长基本上靠惯性和延长寿命来取得。根据美国战略及国际研究中心(CSIS)测算，中国的劳动人口大约在2015年达到高峰，而总人口高峰在2029年前后出现。国内学者在预测高峰的时间上，与此略有不同，但大方向是一致的，即“人口红利”已接近尾声，接下来的是社会老龄化。
20世纪末，以60岁以上的人口比重超过10%为标志，中国正式迈入老龄化社会。(预计到21世纪30年代，中国老龄化将达到高峰，城镇的养老负担将大幅提高，医疗费用也随之大大加重。)据统计，2015年中国老年人人数将突破2亿，而到2040年将达到4亿。(中国实行了近30年的人口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效果，与其说是控制了人口总量，有助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协调发展，不如说是由于人口结构的变化，大大减轻了人口抚养负担，通过较早赢得年龄结构优势，提高了人口结构的生产性，并进而通过保持高储蓄率和劳动力的充足供给，为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重要的源泉。)
国家“十一五”规划提出，要把中国巨大的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必须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由于历史和国情的原因，中国低成本的劳动力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却阻碍劳动力自身的发展。当前，消费低迷，根本原因是占人口大多数的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缓慢，中等收入群体太小，导致消费能力较低。因此，改变目前许多领域实际存在的“不完全的劳动力成本”状况，按劳动力成本实际构成完全支付劳动力成本，有利于提高经济运行的良性程度，尤其是提高劳动力成本，有助于释放潜在的消费需求。
资料显示，中国低收入家庭的消费倾向明显高于中高收入家庭。基础消费品的爆发式需求增长，新消费群体的各类新的需求增长，居民消费观念的更新和消费结构的升级，将启动中国庞大的内需消费市场。
13亿中国人，既是生产的主体，又是消费的主体；既是发展的动力，又是发展的目的。面对新世纪战略机遇期，中国必须从以“廉价劳动力优势”换取积累的模式转向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和高效率的轨道。“人口红利”的收获需要将庞大的劳动年龄人口转化为高素质的人力资源，要求提高劳动力成本，切实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只有使全体公民都能够享受到改革发展的成果，才能充分揭示出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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