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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周刊》记者彭晓芸
周晓虹教授：现为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著有《中国中产阶层调查》等
中产阶级就是工薪阶层，如果不是受雇于人，那就是资产阶级了
南都周刊：“中产阶级”作为来自西方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的一个社会学概念，用它来刻画转型过程中的中国社会结构，您认为在中国，对中产阶级的描述应该是什么？南都周刊：但是很多人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中产阶级，在采访中，包括月入过万的高级白领，他们认为自己是打工仔，不是中产阶级，有的则认为从收入上算中产阶级，但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不是中产阶级，他们说自己没日没夜地加班，没有休闲生活。
周晓虹：很多人对中产阶级这个词有误解，即“Middle Class”，其实就是中间阶层，我们翻译过来，有个“产”字，所以很多人认为是一种拥有资产的象征，强化了人们对财产多寡的过度重视，而忽视了现代中产阶级或者说新中产阶级的职业特征。其实，中产阶级，就是打工仔，就是工薪阶层，如果不是受雇于人，那就是资产阶级了。而且，由于存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障碍，中国官方在正式的文本中尚未使用“中产阶级”的概念，而是使用“中等收入阶层”或“中等收入群体”，再或者“中间阶层”来替代。
在印度，我遇到一个餐厅经理，他毫不犹豫地承认自己是中产阶级，并且很自豪地告诉我印度是一个中产阶级国家。与此形成对比，在中国，很多人不相信月入5000元人民币以上、白领职业、接受过正规的大学教育的人士能算中产阶级，一位月入7000元的白领将自己的收支列了一张清单，除去房子的月供、子女的教育、交通费用、生活费用等项之后，所剩无几，十分委屈地抱怨：“我也能算中产阶级？”造成人们怀疑中产阶级在中国的存在的另外一个原因，可能与对中产阶级的收入和社会属性的高估有关。在收入或经济地位方面，因为毛泽东曾将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划为中产阶级，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中产阶级的财产标准。一直以来，人们对于中产阶级，存在一定的排斥心理和身份认同的障碍，羞于承认自己是中产阶级，而且，我们往往基于各种信息渠道，比如媒体的渲染，对中产阶级有着不恰当的想像，以为中产阶级的生活就是非常舒适的，其实即便在西方国家，中产也是依靠打工为生的。所以，米尔斯会直截了当地说：“新中产阶级的大多数是中低层收入的群体”。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产阶层是仇富心理的替罪羔羊
南都周刊：承认了中产阶级的身份，很多人则认为自己成为社会转轨期仇富的替罪羔羊，成为改革的受害者，认为财富被聚集到了真正的有钱人那里，自己的生活一点也不惬意。
周晓虹：中产阶级，是一个直接和社会底层接触的群体，比如说律师、医生、公务员等等职业的人，底层的人要打官司、要看病、要进衙门办事，他们接触了这些人，如果一个律师打官司获益5万，或者一个医生收了3000块钱的红包，那么在草根阶层看来，这些都是直接造成他们对中产阶层不满、抱怨的原因，这些显然要比富豪一个商业行为赚几百万几千万更加容易被草根所觉察，而真正的精英寡头化的现象，草根未必能够迅速了解，从这个意义上讲，中产阶层是仇富心理的替罪羔羊。
南都周刊：整个社会存在收入差距悬殊、社会结构失衡、群体间对立(断裂)意识开始形成的不和谐状况，草根把中产作为仇富的对象，而中产则抱怨贫富差距悬殊，富豪阶层提高了整个社会的购买力，中产则成为被动高消费群体，成为利益集团霸王条款的受害者，他们普遍焦虑，存在巨大的危机感。
周晓虹：存在焦虑和危机意识，是非常正常的。中产阶级是大众社会的产儿，但中产阶级不是罗宾汉的英雄，我们应该打消人们头脑中对中产阶级成长和作用的不切实际的幻想。
中国社会未来的发展为中产阶级的成长腾出了足够的空间，但中国中产阶级的成长不仅步履艰难，甚至如果我们不能很好地解决当今中国社会的贫富不均，庞大的农村人口对工业化的巨大压力，以及中产阶级及其相关研究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障碍等一系列问题的话，年轻的中国中产阶级也许还有可能成为社会不公或社会失范的“替罪羊”。从早几年就出现的对机关公务人员的不满，到近年来包括对医生、法官、律师甚至教师在内的专业人士或标准的中产阶级的诟病来看，社会结构失衡、群体对立等这些担忧不是一种凭空的臆想。
在西方国家，比如说美国，中产阶级是一个稳定的阶层，但是在中国，中产阶层的兴起不过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事情，最近这几十年的变化，在社会急遽转型和变迁当中，中产阶级的大量形成，也造成了整个社会的保障体制和心理机制的滞后，社会资源的积累也不足以跟上中产阶级的需要，因此，产生了这样那样的矛盾。这一方面是政府和社会的责任，一方面是中产阶级自我期待过高产生的不适应状态。
米尔斯在他的著作《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一书中就有很经典的描述，他认为老中产阶级的没落和新中产阶级的兴起，“和美国人心目中特立独行的个体的消失和凡夫俗子的大量涌现是一个并行不悖的过程”，对于中产阶级，我们存在着太多的误读，应该承认其正当性，让这个群体的数量稳步地增长。
社会的惯性更加容易支持最底层的人民，而中产不容易获得同情
南都周刊：中产阶级的数量的增长以及身份认同，也许是一个乐观的现象，但是如果没有利益要求的凝聚机制，就会变成情绪化的语言。如何建立制度化的利益表达和凝聚机制呢？
周晓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实际上，由于很多中产本身是受到制度的限制的，在利益表达方面，他们往往还不如底层群体，比如一个农民工或者下岗职工去反映问题，也许可以得到重视和同情，但是，如果是我，比如大学的老师去反映问题，那么，他很可能是受到制度的制约的，比如单位也许就会要求你辞职，比如教授阿忆的“哭穷”，没有人站出来支持，都是骂声一片，可以说，社会的惯性更加容易支持最底层的人民，而中产不容易获得同情，这也是我们的一个误区。
贫富差距等问题必将导致中产阶层进一步成为受害者
南都周刊：有一个说法，美国的中产多，占总人口的80%，因此美国社会保持了比较长久的繁荣稳定。所以有人计算，若从现在开始，中国中产阶级人数每年增加1%，那么，到2020年左右，中国中产阶级人数就可以占总人口的38%。而这将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平衡点，达到这个平衡点，中国社会秩序就稳定了。有的则认为，随着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中产阶级的“中产梦”将破灭，成为新贫阶层，对未来的收入不乐观，生活环境也不看好。
周晓虹：中产阶层的壮大确实能够有效地缓解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矛盾，如果没有中产阶层或者中产阶层的数量过少，那么，底层直接和上层对峙，社会矛盾会激烈得多。中产阶层的壮大有助于实现共同富裕，从世界各国的统计来看，在社会阶层的各层次关系中，上层群体仅是社会的少数人，中间阶层和下层阶层呈现互为消长的关系，即一个所占的比例较大时，另一个所占的比例必定较小，当中间阶层构成社会多数时，由于只有较少的人处于社会的下层，有利于社会保障政策和扶贫政策的有效实施，从而缓解有可能产生的社会对立。未来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底层群体或者他们的后代通过努力成为中产，这个趋势是不容置疑的。
但是，也确实存在这样一种危机，即贫富差距问题如果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庞大的农民工群体的利益诉求没有得到满足，社会矛盾的扩大，必将导致中产阶层进一步成为“受害者”，而非“受益者”。
有统计显示，目前中国的金融资产累计超过10万亿人民币，但却掌握在极少数人手中；2003年北京人均GDP按常住人口计算达到3074美金，上海人均GDP更是达到6000美金以上，甚至整个长三角地区的人均GDP都已经达到4000美金，这已经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但是，与此同时贫富差距的加大也成为社会的显性现象，如果不能遏制财富向少数富裕阶层的过度集中，不仅会增加贫富间的差距、产生不同阶层的矛盾与冲突，同样也不利于中国中产阶级的成长与发育。国家应该通过健全法制和有效的税收体制以及建立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在保护下层收入群体的经济利益的同时，使国民财富合理而有效地向中产阶级或中产阶层流动。
在任何社会，中间阶层都是维系社会稳定的最重要的社会基础力量，是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而中间阶层比例较大的橄榄形社会阶层结构，无疑是社会保持稳定的重要结构因素。西方国家及亚洲金融风暴中的韩国、日本给我们提供了正面的例子，而经济急剧发展而又贫富两极分化的拉美诸国没能抗击金融风暴，导致经济萎缩，这值得引起我们警惕。我国在经济高速发展20余年后，出现了贫富分化，继而出现的仇富现象，对社会的整合造成了伤害。那么，必然导致中产阶层利益受损，心理也遭遇严重挫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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