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其洋

　　上周末，市政府邀请11位外来务工人员，征求他们对《政府工作报告》的意见和建议。来自安徽宣城的陶文娟抢先发言，她说，我们力邦村2800个兄弟姐妹最在意的并不是薪酬，而是对我们的称呼，政府的文件和新闻媒体的报道中，能不能再不要称我们为“农民工”、“外来工”了。陶文娟认为， “农民工”、 “外来工”这些称呼带有明显的歧视性。笔者当时在场，她发言时的严肃认真，显然有些出乎在场的大多数人的意料。

　　陶文娟们为啥会那么在乎别人(实际上是“本地人”)对她(他)们的称呼？这首先与她(他)们的年龄和身份有关。力邦村里，绝大多数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这些人被称为“新生代外来工”或“第二代外来工”，主要包括两种人：一种是那些初中或高中毕业后直接到城市的就业者；另一种是在城市长大的农民工子女。第一代外来工实际上就是农民，亦工亦农，所以习惯上被称为“农民工”。这些人的“根”在农村，为了赚钱到城市，选择多是两可的，干得好就留在城市，干得不好，回家去还有“一亩三分地”。

　　“新生代外来工”的户籍是农村人口，但不能称其为农民工，因为他们没有从事农业生产的经历。他们既不了解农业也不了解农村，生活经验和习惯都是城市化的，回农村的可能性极小。与第一代外来工相比， “新生代外来工”文化水平更高，但吃苦和节俭精神较差，消费观念较为现代，民主和平等意识更加强烈，不少人已经强烈意识到城乡分割制度对自己是不公平的。第一代外来工对在城市遭受的种种不公，更多地选择忍耐或逃避。而“新生代外来工”大多想在城市生根，对于种种不公，不仅很难一再忍耐，还会寻找一切机会呼吁、表达。这是一种心理或者说是精神动因，但实际上并不是真的“不太在乎物质”。

　　外来工之所以被称为“外来工”，是因为没有城市户口。没有城市户口，人在城市，却算不得城里人。而更重要的是，户籍不仅仅是一张纸，就业、子女就学、基本社保(养老、医疗、失业)、居住等权益，都是附着其上的。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对外来工不光带来称呼上的歧视，更造成物质利益甚至政治权益上的不公。经过20多年的发展，外出务工者早已成为影响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重要因素。她(他)们渴求尊重、平等等，她(他)们不希望被视为低人一等的“外来”人、 “打工”者，而是城市的建设者、发展者和城市发展成果的享有者。

　　就此而言，外来务工者那么在乎“称呼”，并非没有道理。当然，改变称呼，政府只要发个文件，新闻媒体注意一下，就能搞定。像西安、东莞、萧山、青岛等地，都取消了“外来工”这一称呼，改称“工人”、 “新市民”、 “社会工”等。但是，最重要也最难做的，不是如何改变“称呼”，而是如何提高他们的物质待遇和社会地位。

　　据报道，到去年年底，宁波外来流动人口达到331万人，与户籍人口比为59.1∶100，2020年外来流动人口将超过600万人。城市的发展，离不开“外来工”的贡献。城市发展了，也没有理由，更没有办法忽视“外来工”这个庞大且仍在增大的群体。陶文娟们的呼吁说明，是到了应该好好倾听“外来工”的所思所想，并采取切实措施，逐步满足她(他)们的所盼所愿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