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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艾滋病扩散的惟一途径就是大力开展扫黄禁毒打非工作”。5年前，支持这一观点的官员约占64%；一年前，这个数字下降到50%；现在，这个数字不到35%。一项针对党政干部的调查显示，绝大部分官员都认识到，艾滋病不仅仅通过吸毒和卖淫传播，扫黄打非至少不能杜绝输血导致的艾滋病扩散。
“虽然我们未能直接影响政府决策，但针对官员群体的艾滋病知识培训让一些官员的防艾理念发生了变化。”5年前就在中央党校开设艾滋病培训课的党校教授靳薇向记者表示。
在她和同事的推动下，从去年9月到今年10月下旬，中央党校的艾滋病防治培训课，已经推广到全国17所省级党校、4所市级党校，约3000多名地、县级官员在各级党校接受了防治艾滋病知识、政策、策略等方面的培训。
培训开始前，中央党校对3000多名地方官员的问卷调查结果却很惊人。这些地方官员中，有六成不知道艾滋病疫苗尚未问世，三成认为艾滋病人应该被隔离治疗，两成官员表示，若下属中有人感染艾滋病就会采取开除、公布其病情等方式。这些参与问卷调查的官员遍布全国15个省，学历均为大学本科以上，九成年龄低于50岁。
艾滋病在中国出现已有20多年，国家高层领导公开表示中国防艾局面严峻也已有3年多的时间，而基层官员对艾滋病知识、防艾工作策略的了解尚处在如此“懵懂”的状态，这让从2001年开始就对官员进行防治艾滋病知识培训的靳薇感到惊讶。她认为，与那次调查相比，目前官员对艾滋病知识的了解程度有所加深，但他们对艾滋病和艾滋病感染者的歧视和恐惧并未随之减少。
在河南艾滋病疫情被曝光、中央大力开展防治工作后，一位医生告诉记者说：“一个分管防艾工作的副省长，还认为我手里的艾滋病感染者照片会传染病毒，吓得不敢靠近我。”
靳薇认为，不必过于责怪官员，因为公共卫生指标从未被纳入官员的政绩考核体系。此外，根据党校的调查，官员获取艾滋病信息的有效途径依次为电视、报纸、杂志，媒体对艾滋病问题的报道有限，客观上造成了官员获取信息的来源匮乏。
艾滋病不仅仅是疾病，更是一个战略问题。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表示，在中央党校和省市党校开展防治艾滋病培训课程，目的在于让各级政府官员提高处理公共卫生危机和其他社会危机的能力，提高管理社会、建设和谐社会的能力。
今年10月，一场政府部门之间关于艾滋病防治的争论在哈尔滨市爆发。事情起因于哈尔滨市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到娱乐场所为“小姐”群体提供防治艾滋病知识培训，这一举动遭到公安部门的反对。公安部门认为，疾控中心的培训活动是在暗示“小姐”身份的合法化，对他们的扫黄打非工作产生了干扰。
艾滋病，这种在中国目前至少波及84万人的疾病，一直挑战着人们的道德、伦理观念，防治工作单靠卫生部门有时显得相当乏力。杨立宾副教授认为，哈尔滨这次的事件就是实例，公安部门和卫生部门的防艾理念不一致，造成政府防艾工作的内耗。
中国目前的状况是，政府的防艾工作存在诸多误区，民间防艾社团的生存土壤脆弱，本身也不够成熟，防艾困难不少。清华大学艾滋病政策研究中心教授景军认为：“党校的艾滋培训课将在帮助政府走出防艾误区方面起到积极作用。”
对于这种目前还限于艾滋病常识的扫盲式培训，靳薇认为，其对政府决策和官员观念的影响仍然有限，不过她相信：“这种层面的变化是缓慢发生的，坚持下去才能看到效果。”
培训的执行者都有共识，影响官员才能改变政府目前在艾滋病防治工作中的种种误区，而党校系统正是影响官员的最有效途径之一。
对靳薇而言，坚持的手段就是扩大开设艾滋病防治知识培训课的党校数量，并培养成熟的师资力量。去年6月，她曾培训了31所省级党校的52名教师，为在地方党校开设艾滋病防治知识培训课做准备。目前，已经顺利开设课程的省市级党校仅有22所，其中省级党校仅有17所。还有几乎一半数量的省级党校因为师资、资金等多方面原因，未能顺利开课。
“我还在寻找资金，计划将之前培训的那批老师送到香港受训。”几年前，惊讶于香港伊丽莎白医院将艾滋病人和普通病人安置在一个房间内的靳薇，希望这些地方党校的老师也有机会像她当初一样，感受一下这种理念上的强大冲击。(摘自《瞭望东方周刊》王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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