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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四倍(个人文集)
董存瑞，一位手托炸药包英勇炸敌堡的英雄。他的事迹写进教材。然而，英雄的壮举近日却被某杂志“戏说”：“谁也没有亲眼看见他托起炸药包，完全是根据一些蛛丝马迹推测出来的，他举炸药包牺牲是许多专家经过半年考察论证的。”此文一出，舆论哗然。(见《新京报》9月1日)
到底是历史有误，还是有人别有用心，恶意炒作？针对这种报道，董存瑞生前战友——时任董存瑞教导员的宋兆田和宣传干事程抟九等进行了反驳，以扞卫英雄名誉。但是这种以真人真事来还原历史原貌的做法，显然难以承载阻止戏说的重任，因为这种阻止仅仅是一种证伪式的阻止，仅仅能证明董存瑞事迹的真实性，而不能阻止这种类似戏说的蔓延。
戏说和恶搞如出一辙，是一种快感文化。君不见，从炒作雷锋的初恋女友到恶搞短片《闪闪的红星之潘冬子参赛记》、《铁道游击队之青歌赛总动员》，许多人们熟知的历史英雄人物，千千万万青年崇敬的偶像一再被调侃丑化。如果我们都用证伪式的行动来阻止这种恶搞的蔓延，那是无法想象的。因为证伪在一件事情上有用但在另外一件事情上就未必能行得通。
胡戈制作的《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是第一次引起社会关注的恶搞事件，但是由于影片《无极》导演陈凯歌的反应，公众对胡戈的恶搞是抱以同情态度的。不过到了《闪闪的红星之潘冬子参赛记》和《铁道游击队之青歌赛总动员》等恶搞行为，整个社会和管理部门发出的却是反对的声音。笔者以为，问题的关键在于后者实际上是对于经典背后的主流思想价值观念的冒犯。经典作品所承载的社会文化内涵，直接体现了社会的主流思想价值观念，承担着主流意识形态对社会大众进行思想规训与道德教化的功能。不是说不能对董存瑞、潘冬子等英雄人物进行时代的加工，但是当采取恣意颠覆的姿态和刻意戏谑的方式时，就不是还原真相的努力，就触犯了其背后隐藏的社会主流价值，难免触犯众怒。
不论是认为恶搞破坏了经典作品建立在人间真情基础上的永恒美感，是对经典的亵渎和玷污，还是认为对经典进行嬉皮笑脸式的滑稽改写，满足的只是人们一时的低级趣味，从更深层次的背景上看，笔者以为，信仰的缺失才是恶搞尤其是对英雄人物恶搞行为蔓延的原因，而信仰的重建决不是靠证伪式努力就可以解决的。
不论是个体还是集体，如果心中没有信仰约束，没有敬畏对象和价值标准，就会为所欲为，肆无忌惮。大众信仰的匮乏以及价值观的双重失落，造成了信仰危机，而信仰危机直接引发了当下社会的秩序危机，对英雄恶搞行为的蔓延，就是一种证明。当我们面前只有一个个具体的生活目标时，当我们没有了判断善恶是非美丑的标准，没有了追求正义和真理的目标时，当然就不可能确立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最高准则，这是恶搞英雄蔓延的终极原因。
正因为如此，笔者以为，与其采取证伪式的努力来还原英雄的形象，还不如认真查找信仰何以缺失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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