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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决策向来追求科学化，这一点几乎不会产生异议。近日，一则“我国首次拍卖野生动物狩猎权”的新闻，引发了社会舆论的强烈质疑的事实，却似乎在提醒公共部门的决策者：公共决策还应当科普化。
8月9日有媒体报道，“4万美元可以举枪射杀一头野牦牛、1万美元能猎获一头盘羊……8月13日，受国家林业局委托，我国首次秋季国际狩猎野生动物额度将在成都举槌拍卖。
”这条不同寻常的新闻引发了各方的质疑，网上论坛、平面媒体都出现了讨伐之声。
8月10日，《今日安报》评论质疑，《拍卖的是“狩猎权”还是人性之丑》；《青年报》评论认为，《“狩猎限额”难挡美元诱惑》；《厦门商报》评论提出，《拍卖野生动物狩猎权让人心寒》；等等。这些颇具代表性的言论，纷纷表达了公众对拍卖狩猎权一事的忧虑。
尽管各方言论有着不同的着眼点，但最为核心的根本问题仍是：捕杀野生动物的必要性何在？事实上，这显然也是公共决策者必须首先考虑的问题，而回答这个问题，必然要经过严格的科学论证。社会舆论的反弹其实表明：各界人士不但需要了解决策的结果，还要弄清决策的过程和依据。这正是民主意志的生动体现。
显然，在一个日益民主的公共社会，公共决策就不能只讲结果，还要学会向公众讲道理，以满足公众民主参与的要求。就“拍卖野生动物狩猎权”事件而言，需要注重向公众解释科学依据这个道理，这就直接要求公共决策的科普化。更具体地来说，就是要讲清楚“捕杀野生动物”与“保护生态平衡”的关系，以消除公众对此的模糊认识。
一方面，我国公众科学素养不高，整体科学知识水平较为低下；另一方面，在处理各种公共事务中，涉及科学内容的事务繁多。因而，当公众积极参与公共事务之时，上述两个方面的落差就会形成矛盾。这就需要对公众进行更多的科普教育，以培养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现代公民。公共决策的科普化，正是一个良好的结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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